爱华网●许多人认为，“经济奇迹”证明了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是有利于巴西的，其实正好相反，只有民主才能给所有巴西人民带来持久的繁荣
●巴西的私有化是在所有出价人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认为，我倡导的私有化运动是成功的 ●现任总统卢拉是个左派吗？事实证明，他不是。卢拉虽然在一开始曾经阻止过新一轮的私有化，但最后仍然将国家高速公路推向了拍卖台 ●同是金砖四国，中国与巴西有很多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很明显，一方面，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步伐不能停下；另一方面，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给社会和政治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极大考验着后两者的弹性力度□记者 袁瑛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郊外的一座宫殿里，悬挂着一幅石刻画。画中的三位将军向皇帝佩德罗二世——巴西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传达驱逐其出境的命令。年轻的巴西共和国第一次在巴西土地上播种下了民主的种子。卡多佐指着其中的一位将军对记者说：“这是我的祖父，华金姆·伊格纳西奥·卡多佐。” 从祖父那里继承的民主血液一直在卡多佐身上流淌着。无论是身为圣保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还是在关键时刻承担起挽救国家经济崩溃的“雷亚尔”总统，卡多佐都坚信，唯有一个尊重“规则”的民主国家，才能将巴西引向永久的繁荣。在1994—2002年两任总统期间，卡多佐致力于建立这样的规则：确立和巩固民选总统机制、建立新货币并实行平衡的财政政策、私营部门继续扩大等等。 在任期结束时，《经济学家》杂志对卡多佐的评价是：“他的最大成就，在于让巴西成为了一个可以管理的国家。”这句简单评价的背后，卡多佐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尤其是他领导的巴西身处两次发生在拉美的经济危机动荡之中。 如今，已入古稀之年的卡多佐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研究所，仍然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为巴西的民主和发展做着贡献。他告诉《商务周刊》，“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巴西走向一个‘今日之国’，而不再是一个‘未来永远在未来的国家’。” 《商务周刊》：从历史根源来看，发生在巴西土地上的是一个试图在自然条件与其古老传统非常不同的广漠土地上确立起欧洲文化的过程，这是巴西后来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奥兰达在《巴西之根》一书中早早指出了巴西社会生活中缺少内聚力这一事实。自瓦加斯总统第一次提出“巴西化”的概念，到今天已经70余年。在您看来，时至今日，巴西的“巴西化”进程是否已经完成？如今的巴西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来看，它带有怎样的鲜明特色？ 卡多佐：奥兰达的著作的确很发人深省，我曾经为这本书的出版写了序言。我想，奥兰达探寻的是一个一直以来滋养巴西人共同灵魂的非常强有力的传统。在我看来，巴西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受到多种外来以及植根于当地土壤的文化的影响。相比美国而言，巴西才是美洲大陆上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种族“大熔炉”——在这里，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对此，我们一直深感骄傲。这不仅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也是巴西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软实力”的源泉之一。 同时，进行深刻的“巴西化”运动与加深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是相辅相成的。一直以来，巴西奉行着一贯一致的外交政策，其中我一直认为并且坚守的三个核心内容便是：保持与周边国家非武力的合作关系，在南美起到稳定的作用；在任何国际联盟和谈判中秉承独立、不结盟的原则；最后，强大的巴西在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决策力量。 《商务周刊》：近百年来，巴西的传统农业和外向型的资源经济一直是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个现实依然没有改变。然而，无论是农业还是能源，这样的传统产业往往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并存在在未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隐忧。在您看来，巴西如何在未来获得可持续的经济支柱？ 卡多佐：首先要明确的是，农业和资源成为巴西经济的支柱，本质上是因为这两个产业自身的优势，而不在于政府给予了任何特殊的支持。巴西有着富庶的土地、丰富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土地、气候以及技术条件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巴西的优势。当然，国际市场对于这些商品的巨大需求也刺激了这两个部门的强劲出口能力。我想，巴西的农业和资源产业在未来的巴西经济中还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巴西国家的经济架构是具多样性的。巴西有着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科技力量，来保证这些产业的可持续增长。实现国家经济的多样化发展这一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这也是一个民主的巴西如今首要关注的问题。 《商务周刊》：上个世纪60-80年代，军人政府在给巴西带来“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包括民主的倒退和贫富差距加大，在您看来，政治上的高压与经济上的高效是否有时会存在正比关系？ 卡多佐：世界经济的发展史上没有比巴西那个年代的经济问题更具挑战性、更具争议的了。在年GDP增长速度达到11%这个令人称奇的增长速度的同时，巴西80%的人口收入却在减少。这样的高经济增长是歪曲的。一些巴西人认为“经济奇迹”证明了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是有利于巴西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只有民主才能给所有巴西人民带来持久的繁荣。 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独裁统治能够带来经济的高效运行，而民主政府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建制。我想说的是，当一个国家在独裁政府的统治下依然获得了经济发展，从某一点上来说，人民要求民主的愿望就会变得越强烈。经济发展是与以下这些变化相伴而生的，包括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个人与更广阔的社会网络的融合、私营部门的扩大、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对外开放的加快。在某些时候——什么时候、或发生在哪里，对此我们虽然一无所知，但一个命令和控制的统治机制总是会让位于一个更民主的建制，我对此深信不疑。 《商务周刊》：从巴西历史上民主与军政制的交替出现这一事实，有人说巴西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事实上，巴西的民主体制真正确立不过20年时间，而且政府更迭颇为频繁，经济频频出现危机，有一种说法是政客们为拉拢选民而无节制地许诺，这是民主的灾难吗？ 卡多佐：我不这样认为。在1822年9月7日巴西宣布独立之日，巴西就建立起了自己的议会体系，在两任佩德罗葡萄牙皇帝的统治被中断之后，巴西人民开始选举自己的政府。当然，也不得不承认，一直到1985年，巴西在有效实践政治自由的过程中，总是或多或少的遇到了一些局限。在实现政治自由的过程中，巴西缺乏一些法律上的制约以及政治“托管”的传统形式依然存在等等问题。在巴西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建设并巩固一个实用的可以信赖的民主机制，还面对着很多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政治和文化民主体制来面对这些挑战， 《商务周刊》：在您担任总统的任期内，您将巴西的私有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尤其是您果断私有化了那些“不可触动的部门”，包括能源和通信。如今看来，您如何评价自己当年的这一举措？ 卡多佐：总体来说，我认为私有化运动是成功的。私有化是在所有出价人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私有化过程中，我们引入了新的管理框架，虽然不是那么完善，但却有效阻止了由私营部门的垄断来代替原有的国家垄断，刺激了竞争，促进了投资。通信领域目前的公司数目说明了一切，每100个居民拥有的电话数目也从1997年的10.6部增加到了2006年的20.7部，其中无线服务提供商的数目不仅大幅上升，甚至超过了地线公司的数目。当年对于电信公司的私有化成为了拉美历史上最大的案例。同时，巴西政府对于港口以及铁路的私有化也很成功。在电力领域，我在私有化过程中遇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阻挠。如今，巴西政府仍然面临着挑战，即如何建立一个将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相结合的和谐模式。现在又有人提出了对包括淡水河谷等能源公司的“再国有化”，这个字眼总是很吸引人，但发出这一声音的群体是孤立的，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现任总统卢拉虽然在一开始曾经阻止过新一轮的私有化，但最后仍然将国家高速公路推向了拍卖台，这样做法将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商务周刊》：外债问题似乎是巴西乃至拉美一直挥之不去的噩梦。如今从美国开始的次债危机，已经令各国股市如“多米诺骨牌”般应声下跌，各国央行坐立不安，严阵以待次债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影响。然而前不久卢拉总统却公开表示，“美国的危机至今对巴西毫发无损”。您如何看待巴西面临的外债问题呢？ 卡多佐：发展中国家通常需要维持比产值水平要高的储蓄，从而维系高速度的发展。过去巴西一直通过借助外债来补充自己国内的储蓄，这些借贷活动都是通过国有企业进行的，后者自身就是巴西经济投资的主要动力。在历史上，例如1970年代，巴西外债过多，在国际金融市场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曾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今正如卢拉所说，巴西和全球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相比过去，如今在巴西，私营部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全球资本市场——我指的不是国际银行机构——是巴西经济获得国际资金的主要来源。当然，巴西并不是完全与外界的市场动荡绝缘。但有一点我相信，巴西已经从过去学会了很多重要的教训，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适应这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化环境：比如实行浮动的汇率机制，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解决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实现多样化、不断发展的贸易账户，这些都是我们如今财政金融政策的核心。 《商务周刊》：您在上个世纪推出的“雷亚尔计划”可以说为巴西的稳定——包括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奠定了基石。“雷亚尔计划”准备充分，目标明确，而且具备长期的推进性。我很好奇，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这一计划您是如何制定和形成的？受到了哪些思想理论的影响？ 卡多佐：“雷亚尔计划”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基于巴西几位顶尖经济学家对于巴西通货膨胀过程中体现的“惯性”特征的研究和认识。巴西一直以来实行的是一个普及广泛且十分复杂的价格指数系统。价格指数阻止了极度的恶性通货膨胀，但同时它也使得巴西的通货膨胀成为了“惯性膨胀”，所有西方的那些经典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对此束手无策。因此，要解决通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取消价格指数系统的同时，又不至于将巴西经济扔至一发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1993年当我出任财政部长之时，巴西已经陆续实施了很多稳定政策，但没有一个真正解决了问题。当时，政府显然对于通货膨胀已无计可施，人们对于政府解决通货膨胀的信心也降到了最低点。于是，我和我的经济学家团队一起，综合推出了包含三个阶段改革方案的计划，首先从初步的财政措施入手，然后过渡到旧货币和新货币的试用版两种货币同时存在的阶段，当流通中的物价已经自然地由新货币的试用版来标注时，最终，真正的新货币——雷亚尔就全面进入巴西经济的各个领域。 在这一过程中，我除了需要这一经济学家团队贡献他们的才智之外，“雷亚尔计划”实施之初还需要进行各种政治游说，包括对议会的游说以争取最初的财政措施得以通过；同时，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大众的游说。从这一点上说，我的政治家经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商务周刊》：巴西社会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似乎与国家的发展相伴相生，在您看来，这一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何缩小这一差距？ 卡多佐：从历史来看，巴西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主要源自土地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拥有土地意味着拥有了享受贷款的条件；拥有教育水平，意味着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薪的工作机会，以及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中获得一个更高的位置。如今的巴西是个城市化社会，大约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对于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务的享受机会不均等，依然是巴西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但是教育是其中最主要的环节。 《商务周刊》：您跟卢拉都是左派出身，但作为学者的您推行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工会领袖出身的卢拉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您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施政政策，您如何评价您的继任者？ 卡多佐：卢拉是个左派吗？事实上，他不是。卢拉虽然有着工会领导的背景，同时也来自左派政党——劳工党，但他骨子里是个务实的政治家。这也因此解释了在卢拉组建政府之时，很大程度上并没有遵循劳工党的纲领。虽然劳工党的施政纲领这些年来已经逐渐向中间偏移，但它始终坚持那些与我所坚持的经济政策相违背的理念。如果这些理念得以实施，将必然威胁到巴西经济的稳定，以及阻碍巴西正从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获得发展的机遇。对此，我对卢拉个人以及他领导的政府表示赞赏。 《商务周刊》：巴西与中国并列为“金砖四国”，您似乎更看好巴西的经济前景——因为您曾经表示过，相比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具含金量。您是如何比较这两大新兴经济体又同样是发展中大国的未来前景和优劣势的呢？
卡多佐：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国家。令人感叹的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农村人口占到75%的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脚步。过去10年中，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超过了30%。这意味着劳动力从低效率生产到高效率生产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利用自己吸引外资的能力、利用国内高额的储蓄水平以及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都不具备的科技力量，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当然，中国面临的挑战很明显，一方面，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步伐不能停下；另一方面，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给社会和政治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极大考验着后两者的弹性力度。 巴西不具备如此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是巴西的城市化进程已经结束了，巴西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与整个社会在1950—198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过程是同步的。如今，巴西所能承受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仅是中国的一半而已，因此我只能说，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是巴西如今首要关注的，在这一点上，巴西与中国确实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