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周见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存在着为数众多的行业团体。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这些充满封建行会特征的商人团体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新兴产业部门和企业的不断出现，使得如何处理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待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成了一个必须考虑的社会问题。由此，涩泽荣一敏锐地意识到了组织创立新型经济团体的迫切性，于是，他开始为新型经济团体在日本的产生奔走呼号。
创立银行业第一个近代经济团体—择善会 1877年成立的择善会，是近代日本出现的第一个近代经济行业团体，也是涩泽涉足近代经济团体组织活动的开山之作。 涩泽荣一组织择善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和促进银行之间的联系交流。继第一国立银行成立以后不久，日本出现了创办近代银行的热潮。但是，当时大多数银行经营者对于近代银行业务比较生疏，同时在业务上也面临着许多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涩泽感到这种情况对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很不利。为了促进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取长补短，他产生了发起和建立银行业团体组织的设想。这一倡议一经提出，就在银行业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得到了第二、第三等国立银行和三井银行的响应与支持。近代日本银行的第一个行业组织由此诞生。 这一行业协会的首批正式会员共有16人，分别来自11家银行。根据涩泽荣一的意见，该组织起名为择善会，取自《论语》中的“择其善者而从之”一语，以表达“同业者共同的行动理念”。在成立大会上，会员们通过了由涩泽拟定的《择善会章程》。该章程明确规定，择善会的宗旨在于促进银行业界相互间的友好团结，以兴旺业务；凡愿意加入本会的银行业者，不论是否为国立银行，只要经本会同意，均有资格成为本会会员，等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择善会在性质上不同于传统的行会组织，它的基本出发点不是排除异己和防止竞争，而是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促进银行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它面向所有的银行业者，在组织原则上是互助互利和开放平等的。 在涩泽荣一的主持下，择善会从成立起，便在推动银行业自身发展以及带动殖产兴业国策的落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择善会创办了日本民间首份以国内外经济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杂志《银行集会理财新报》。该杂志除了刊登择善会议事录之外，还刊登介绍有关银行业务知识的文章和西方经济学家的译著。由于它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注重满足读者的需要，能够回答银行业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所以很受业界欢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其次，择善会在完善银行业务制度方面做出了多种努力，并向政府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完善银行业务制度的具体建议和报告，如《银行破损纸币的兑换方法》、《关于活期银行支票背签格式的报告》、《关于国立银行纸币交换方法的建议》、《拒付支票的处理方法》等等。再次，择善会还有力推动了银行票据这一新的流通工具的使用。今人皆知，银行票据作为货币持有的一种凭据，使用它不仅大大方便了银行的用户，同时也能促进银行间之的业务往来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但当时人们对银行票据的了解十分有限，拿着一张纸头远不如拿着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心里踏实，所以愿意使用银行票据的人很少。鉴于这种情况，择善会就如何推广使用银行票据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就票据的格式、鉴别依据以及支付保证等具体事宜达成了共同协议，该协议上报后不久即得到了大藏省正式同意，对后来银行票据的普及使用和票据制度的形成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择善会从成立到解散共经历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里，涩泽荣一领导该会，不仅为日本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也为财界活动的展开积累了有益经验。然而，涩泽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他始终坚持“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一办会宗旨，因此当有会员提出与东京另外一个银行业商会组织“恳亲会”合为一体的建议时，他审时度势，考虑大局，决定接受这个建议，解散择善会，创立东京银行集会所。经过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准备，东京银行集会所正式成立，会员银行为39家，涩泽荣一被选为集会所委员长，由此翻开了银行业界组织活动的新的一页。 创立跨行业经济团体组织—东京商法会议所 在创立择善会的第二年，涩泽荣一与益田孝、福地源一郎等人又创立了另一个财界团体东京商法会议所。 与行业性的择善会不同，东京商法会议所是一个跨行业的综合性经济团体组织。它的会员主要来自工商业各部门的大企业，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而且完全是按照西方国家近代社会经济团体的组织原则和方式来运作的，会长和副会长均由会员选举产生，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会员上交的会费。东京商法会议所为自己确定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工商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向政府反映工商业者的希望和要求，调解工商业者之间的纠纷等。用涩泽荣一的话来说，东京商法会议所“是名副其实的近代社会经济团体组织”，它的创立是日本工商业界组织演变的一件大事。 东京商法会议所的创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在明治初期，近代经济团体组织的出现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国民对于它的认识和了解还相当有限，究竟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还是个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树立自己的形象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了东京商法会议所的首要事务。涩泽荣一考虑到日本的国情民情，利用美国的格兰特将军到访日本，打出了东京商法会议所的牌子。 格兰特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司令，战争结束后曾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对于他的来访，日本举国关注，政府计划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活动。涩泽意识到，在这一活动中展示自己，树立自身社会形象，对于刚刚成立的东京商法会议所是个获得社会声誉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经过与政府的沟通协商，使东京商法会议所得到了主持民间欢迎格兰特活动的资格和权力，并由他本人担任欢迎礼仪负责人。此后，一切按照涩泽的预期进行，包括按照西方国家欢迎外国贵宾的礼节鸣放礼炮，群众夹道欢迎，举行市民欢迎大会和社会上层人士出席的欢迎晚会，请格兰特到涩泽家中做客，等等。 从表面上看，欢迎格兰特不过是一项政治礼节性的活动，与工商业无关。但是，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心理，使这一活动具有了工商界的公关效应。东京都知事和涩泽同台致词，民间性质的东京商法会议所担当本来应由官方出面的市民大会住持人，使得刚刚诞生的这种新型经济社团取得了威望和正统地位，也显示了政府对工商业界的高度重视和信任，有利于提高工商界的社会地位，改变官尊商卑的社会风气。东方式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与西方式的组织体系和运作规则，通过这种办法交融于一体。在这一欢迎仪式的背后，蕴藏着涩泽本人经营管理思想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