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蔡洪平愿意为那些“苦出身”的民营企业家的IPO亲力亲为，这是他和其他投行“海归”而来的中国区CEO的迥然差异
文|本刊记者 王春梅
自1992年主导第一个H股上市，即上海石化开始，蔡有着十多年筹办国企上市的丰富经验。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他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指导小组成员之一及中国H股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会议主席。在中国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使蔡能准确抓住国企老板的想法，了解国企运作的规律和体系。 但另一方面，蔡有着民营企业情怀，他觉得自己可以从骨髓里理解他们。因为他和他们同样经历过文革的苦难，经历过自然灾害的苦难，有过农村种田的体验……“我跟这些人都是农民亲戚。”蔡这样形容。他说他青年时在农村的三年，曾经想过自杀，那时觉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很苦很苦，心灵的压抑，以及绝望。 在农村，当他第一次看到自己喂养的母羊终于生出了小羊，非常开心，觉得自己终于感觉到了大上海之外的另外一种人生。 两年后，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带着一包包自己用旧布缝的口袋，里面装的是自己种的蚕豆和花生，蔡回到上海，把它们一一分给亲人；还有第一次收入的19块钱，8块钱给了妈妈，8块钱给了外婆……即便三十年后，忆及于此，蔡也哽咽。 当年那段身体与灵魂被折磨的终身体验成为他一生奋发的动力，以至于是他后来能与那些苦出身的民营企业家(杨国强、郭广昌、王传福等)惺惺相惜的一段心灵密码。 “吃过苦的人和没吃过苦的人不一样。”蔡说，“这些人创业时期到人家办公室求人，口水吐在脸上都不会擦的。但成功后，又有非常了不起的胸怀。” 他又谈起在2007年年底如何帮助比亚迪股份(1211.HK)拆分比亚迪电子上市、如何与比亚迪并肩而战、共迎富士康的凶狠“反路演”、最终比亚迪电子(0285.HK)实现了三倍超额认购、成功上市的经历。蔡是一个绘声绘色的演说家，闻者不禁为之动容。蔡自称，“以心换心，每一个项目上市的七、八个月的过程中，我们帮他们带来了一种信任，还有困难时期的一种银行家良心，这是银行家需要传递给企业家的，上市绝不是简单地拿钱，是跟企业家交流、升华的过程。” 蔡非常理解民营企业家身上体现出那股“土劲儿”。潘石屹、王传福、张自平、魏建军、史玉柱、许连捷、朱新礼、牛根生、郭广昌等等这一长串“苦出身”的富豪(这些人的企业都是瑞银做上市的)，蔡称他都相当感佩，认为这些人是把事业当命来做，勤奋、俭朴，有的还不喜媒体——这是被蔡称为“第四代企业家”的共同特点。作为投行家，他愿意为这些企业IPO亲力亲为，这是他和其他投行“海归”而来的中国区CEO的迥然差异。他也更加熟谙中国人情。在采访结束时，他再三叮嘱“不要突出个人，一定要说瑞银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前十几年的发展、180多名投行员工的基础上。” 蔡本人的勤奋、投入，即便是圈子里那些指责瑞银定价激进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梁信军说，蔡洪平在整个上市过程中的投入是绝对到位的。“像这么一个层次的投行家，能为这一个案子花这么多心思和时间……”巨人集团的总裁刘伟对《中国企业家》说，“他(蔡)有一颗20岁的心，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不停地在工作，”她说，“充满激情，我相信跟他工作过的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 这样一位理解并亲近民企的投行家，正是2005年想在中国投行界大展拳脚的瑞银当时最渴求的。2005年底，时任瑞银亚洲区CEO的谭信乐与当时效力于百富勤的蔡见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待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对投行，现在是最好的时间；民企是中国先进生产力。”他说，有些外资投行在中国只会吃“牛排”(大国企)，不会吃“海鲜”(民营企业)，因为鱼的刺太多，但事实上，鱼是更鲜美的。双方一拍即合。 尽管作别百富勤生涯，但当年的百富勤老板梁伯韬至今仍是对蔡影响最大的一位银行家。2001年，梁伯韬离开百富勤，加入花旗，蔡没有随他而去。“因为我感觉自己应该独立了。”蔡很坦率，“投资银行的人一定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一定要把不可能变可能，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业，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要独立地创造。”这七年来，事实证明蔡已走出了梁伯韬的影子。 上海人蔡洪平，初接触之下性格看似随和，但偶尔，决绝与“杀气”会从他的言辞间一闪而过。他说，“你要战胜一个对手，就要让他毁灭性地死掉，一定要让他感觉彻底服你。” 蔡氏语录 我会对IPO前的企业家说两句话：第一句是“苟富贵，莫相忘”；第二句是“有了财富，忘了财富” 企业要去跟国际资本市场讲：动人的故事、企业发展的基因和核心竞争力、你代表什么、什么是你独有且具有排他性的；第一条是老板要去亲自讲，要幽默地讲 如果高价位的市场低价发行，你是混蛋，你对不起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