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政治家的远见与推动,基因再独特,也不过镜花水月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把基因这个生物学名词用到商业上,想表达密码、异禀之类的意思。看到20年间蛇口出身的几个企业长成这么大,资产成千上万亿,想象它们身体里应该有这种东西。 于是开始找人聊。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人物,总结出的几条仿佛。国际化,专业化,能创新。这些东西在温州有没有?在塞北有没有?好像也有。好像按照我们对“基因”的用法,就不大配套。 这些还是枝叶,不是根。好像股份制算一条。在袁庚把股份制引入蛇口之前,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为了承包土地甘冒奇险,他们在江浙地区的兄弟为了合股经商提心吊胆。袁庚有胆识,也担着风险,但他似乎用不着像那些农民那么害怕。最多,他们一样害怕吧。 像世界上其他的族群一样,中国人自古就会做生意。关键得有人支持。兄弟姐妹支持不行,得靠政府。袁庚引进股份制伟大吗?伟大。但是,这棵伟大的树的树种要在政府授意(至少默许)下才能种下,除此无他途。“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的时候,基因再独特,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莫非你真的要用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袁庚知道怎么把狂想变成现实。他看过《盛世危言》,也想必明白郑观应批评洋务派“遗其体而求其用”是什么意思。他先改这个,再改那个。名正然后言顺,根正才能苗红。商业是为了挣钱,是个人物质欲望的合法实现,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他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没说是谁的金钱。个人富了,国家怎么会穷?富国的目的为了什么呢?这道理咱们都懂。袁庚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所以蛇口的这些企业好像是一个折衷的结果。它们看上去很独立,并不依靠,非常地骄傲。 如果这真的是折衷,那么它只能是个人的商业理想与政府意志的折衷。无过无不及,善莫大焉。这是阳光下的折衷,是安全的折衷。 而更多的折衷在蛇口之外的广袤大地私下进行着。它变成了潜规则,变成了秘不示人而尽人皆知的独木桥。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我们这样,迫不得已。我们这样,是有传统的。说点儿远的。比如两千多年前,朝廷召集民间知识分子开听证会,讨论国家应不应该垄断盐跟铁,还有仓储和物流。能把国计民生大事拿出来讨论,很进步。可是,讨论的结果很糟糕。或者说,讨论归讨论,结果归结果,它们谁也不认识谁。自此,政府与民争利的传统奠立,官员借权寻租的习惯养成。进行商业活动,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绝不能一个人去战斗。 再说点儿近的,就到了洋务运动,到了近代工商业。洋务运动留下的不是威名赫赫的企业,而是几个手眼通天亦官亦商的大财主的行状。胡雪岩、盛宣怀,结果都不大妙,好像也在说手眼通天也不过是那么一朵昙花。手眼不通天,如张謇荣德生者,商业血统似乎算得上纯正,终究也被雨打风吹去。如果基因真的神奇,风雨其奈我何? 所以,还要回到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柔软它就战胜刚强。一个商人,咱们这么难为他,让他研究哲学,有人批评咱们真狠心。饶是如此,他们还能抽空儿生长,是之谓日月出矣,爝火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