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欧洲行 中国相遇欧洲



2008年9月11日,第三届“汉堡峰会:中国与欧洲相遇”开幕。本届峰会的主题为“中国与欧盟,挑战中前行”。

  

      撰稿·贺莉丹(记者)

      坦率面对中欧未来

      2008“汉堡中国时代”活动同时举行,《新民周刊》记者感受到的是,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洋溢着浓郁的中国风情。

      面临着共同的通胀压力,中欧高层合力商讨解决之道。“现在中国和欧洲都面对共同挑战,欧洲经济的重点在于劳工市场的改革,而中国经济的重点在于改革金融中介的作用。我们共同面对着高通胀的压力”,欧洲央行(ECB)副总裁、希腊人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D. Papademos)总结,“目前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包括,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甚至下滑,二是通货膨胀将持续一段时间,三是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紧张态势。”

      帕帕季莫斯认为,中国政府保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长,但要有效控制通货膨胀,需要使用更多的货币工具形式,汇率兑换机制需要保持灵活性,“政策工具必须以连贯有效的方式使用,市场结构方面的改革很有必要”。

      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外贸部长伊德拉科(Anne Marie Idrac)称,“我们必须以开放性的坦率思路,面向我们的未来”。

      78岁的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是汉堡峰会的重要参与者,罗卡尔回忆,他曾在1992年访华,当时法国外交部给他准备了文件,他看到中国广东省的资料,“当时广东省人口6000万,和整个法国的人口数差不多,但那时广东省保持了17%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我说,17%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它是个错别字,可能是1.7%吧。到中国后,在从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公路上,我看到全部是卡车,把路塞满了,我的车队被挤到一边——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发现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让我想到了邓小平起到的作用”。

      “在过去500年中,中国失去了一些机遇,1970年中国只占全球贸易的1%;中国和平崛起后,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和你们分享这条路!’我们开始和过去不习惯合作的国家合作,这对我们也不容易;21世纪初,一些民族或地区主义气氛上升,我不喜欢,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更好的方式去欢迎正在崛起的中国融入世界”,罗卡尔说。

      罗卡尔自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遇到与解决过许多冲突,包括殖民主义时期和二战时期的副产品,“我希望不但要改善我们做生意的方式,还希望我们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现任欧洲议员、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的他也表示,“我们在各种雄心、野心、目标碰撞时,应考虑到对方立场,而不应用武器或暴力去解决问题”,罗卡尔希望,欧洲商会涉及一些关于民族或国家心理学的研究项目,而不仅限于经济方面,“我希望让13亿中国人和5亿欧洲人改善他们往来的方式,应该让民间社会和各所大学起到促进作用,我们应该使用软的而非硬的力量;我希望欧洲议会设立一个预算,使得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民间代表能经常见面”。米歇尔·罗卡尔因其对中欧关系所做的贡献,获得了本届汉堡峰会的“中欧友谊奖”(China-Europe Friendship Award)。“中国会走自己的路”

      90岁高龄的联邦德国前总理、德国著名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拄着拐杖一步步迈进会场,他满头银发,一身玄色正装。会场出现了长时间的安静。

      1975年,施密特访华,他是最后一位与毛泽东面谈的西方首脑,负责接待的中方官员是邓小平。对中国,施密特一直秉持客观与积极态度,他坚定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他对中国的儒家思想感兴趣,也坚持,若想真正了解中国,必须近距离接触中国及中国人。

      在德国,听到最多的关于施密特的故事是:他硬朗且强势,虽然德国已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施密特却仍在访谈节目或公共场合中照抽不误。据说他烟龄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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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我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同毛泽东和邓小平谈了很久,后来的10年中,我去了好多次中国,我见到了很多穷人,他们吃穿很糟糕,我也见到非常多的有想法的人,这激发了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趣”,施密特的嗓音洪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欧洲人不了解中国历史,我们中间有人听说过‘孔夫子’这个概念,但我们不知道‘孔夫子’比耶稣基督早了许多年,我们缺少对中国的信息方面的教育,我们听说过长城、成吉思汗,但我们不知道中国曾在文明、技术各方面比欧洲强,并且持续了1500年左右。在1400年时,中国的战舰就开到了非洲,规模20倍于哥伦布。我们的记忆和良知表现在有关希特勒在欧洲对犹太人的残杀暴行上,而我们很少听说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侵略,比如说,日本人曾占领了台湾……我们对东亚是无知的、缺少历史知识,这使得欧洲人很难了解东亚的日本、中国之间的紧张心态及中国为何要将中国大陆与台湾统一起来”。

      施密特认为了解中国应考虑到历史大背景,欧洲的报纸读者、电视观众与博客撰写者只有在历史大背景下才能衡量和评估中国在过去30年里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认为邓小平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如今中国已在全球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发展,就没有今天汉堡港口的经济增长这个成功。在西方,没有人能够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政界人士同样做不到。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好的监管,中国就会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力量。中国的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在未来,人民币将与美元、欧元一起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世界三大货币之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施密特也强调,世界需要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参与,主要石油输出国、伊斯兰国家、非洲国家也都应该参与,“110年前,我父亲在这个城市上学时,全球只有16亿人,今天人类人口数量增加数倍,国家之间、领导人之间的合作重要性超过以往,70亿人的福祉要求我们紧密合作,比如,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出口给其他国家了,德国也有差不多有这么多数量依赖进口,我们同德国以外地区紧密缠绕在一起,法国、意大利、荷兰、中国都是如此,中国的石油、铁矿石依赖进口,中国也被称为‘世界出口冠军’……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确实超过了美国,我觉得是这样的,但很多中国人或许还没有意识到”。

 “无论商界、政界,不论我们是老板还是雇员,我们都有共同利益,即督促政府保持和平,保持正常、安稳的全球秩序,我们需要相互合作……历史已显示,有时中国人超越欧洲人、有时欧洲人超越中国人,我们彼此都不能轻视对方,而要相互学习、相互尊敬”, 施密特说,“我作为经济政治学家,我尊敬邓小平、朱镕基、李光耀的成就,他们是有远见的政治经济学家,我希望为我们相互尊敬和合作作出贡献。而且别忘了,中国会走自己的路的”。他的发言赢得了长久掌声。

      汉堡很中国

      就中国人而言,汉堡早已是中国通往欧洲的门户。早在1732年,来自广东的第一艘中国商船就满载着珍贵的丝绸、皮革和瓷器抵达汉堡港,由此建立起中国与汉堡之间的贸易联系。5年后,第一支挂着汉堡市旗的轮船,载着一些合成羊毛、棉纱、糖和啤酒远航到中国。随后,平均每年至少3艘中国船到汉堡。

      19世纪初,中国人开始到欧洲商队做劳工。19世纪中期,由于蒸汽机在船舶上的运用及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中德旅程从原来的4个月以上缩短为不到6个星期,为了远东贸易,当时德国在中国陆续建立11个领事馆。19世纪末,以船员为主的中国人陆续来到汉堡港的圣保利区定居,他们以开洗衣房、杂货店、饭馆与做小买卖为生。1921年至1944年间,汉堡圣保利区显示出唐人街雏形。纳粹政权上台后,汉堡的唐人街不复存在。战后,唐人街的贸易与运输逐步复苏,华侨在汉堡安居。

      汉堡饭店业者俞明珠女士就是出生在德国的第二代华人,其父俞有海作为厨师早年从苏州移民到汉堡,俞明珠后来专门去中国学习汉语,她也渐渐了解到父亲口中常常提及的中国。她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许多浙江人、香港人远渡重洋到汉堡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汉堡有着浓厚的亲华情结”,汉堡市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汉堡业已成为欧洲的中国中心,上海与汉堡的友好城市缔结了22年,汉堡中国茶楼也会在今年9月25日在汉堡市中心开业,它的蓝本取自上海豫园湖心亭。汉堡市经济与劳动部部长阿克瑟·达思科(Axel Gedaschko)向记者介绍,上海精益求精的态度让他印象深刻,汉堡与上海的交往是多层次的,特别是人与人的交往,有许多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在汉堡深造。

      来汉堡的中国人会发现,汉堡真的很中国。9月13日,阳光煦暖的午后,在静谧的阿尔斯特湖上,举行了第五届龙舟节,围观者众多。各龙舟队伍来自不同国家,该龙舟赛也是德国最大的龙舟竞赛之一。早在大约20年前,龙舟赛这一古老的中国传统民俗活动就在汉堡开启了它在德国的序幕。而阿尔斯特湖边的一条几百米长的中国集市,由一溜红帐篷组成,大红灯笼高挂,门口的“欢迎光临”繁体汉字牌坊和一对迎客狮很醒目,上海豫园等中国各地的民间手工艺展示层出不穷。内中展示的,是姿态万千的中国。

      此外,记者遇到的许多普通的汉堡人都能讲出“你好”、“干杯”等简单汉语。在汉堡中国协会为庆祝中秋专门举办的一个晚宴上,一名中国留学生演唱了中国民歌《茉莉花》,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心中的感慨难以言传。

      如今,德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世界范围内位列第六。而德中贸易往来有一半以上、与北欧和东欧的贸易大部分都是在汉堡港进行的。2007年,汉堡港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以990万标准集装箱,比上年增长11.6%,其与中国的货运量更是增至320万标准集装箱,上升了23%,每周从中国各个港口直达汉堡港的集装箱航线约有40班。

      “个人自由在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不同的价值以及提出异议的方式,极不契合我欧洲化思想,而我们欧洲人直率和畅于争论的风格也一定是令中国人感到陌生的”,汉堡市市长欧勒·冯·伯思特(Ole von Beust)承认中国让他感到陌生之处,但他也强调,“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经验,保持连续性的接触,如果我们相互理解,对不同意见也能达成共识”。他介绍,有400余家中资企业在汉堡开设了分公司,在汉堡及周围地区生活的华裔约有1万人。

      坐落于Alster小镇闸桥和汉堡市政府广场一角的巨大铜龙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的眼球,这条长7米的由北德精炼铸造的铜龙原型是北京颐和园内的中国古代龙,现在已成为2008“汉堡中国时代”的象征。

      “我们感兴趣的还有,中国将为我们带来哪些更多不同的东西,这个亚洲的神秘国度正在越来越接近我们”,北德精炼主席Bernd Drouven博士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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