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肖知兴 《圣经》有个著名的耶弗他之女的故事，非常让人感慨。耶弗他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首领，率领部下抗击亚扪人的进攻。决战前他许下诺言：如果凯旋，他将把遇见的第一个人献祭耶和华。耶弗他的部队果然大捷，不料拿着鼓跳着舞首先出来迎接他的，竟然是他最疼爱的独生女儿。耶弗他撕毁衣服，痛不欲生。拜伦还曾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著名的诗，从耶弗他的女儿的角度，抒发她为祖国而牺牲的激情。 事业成功了，失去的却是家庭的幸福。我把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发给EMBA同学讨论，大多数同学都对任正非的牺牲精神和奋斗精神，对华为的丰功伟绩表示由衷的钦佩。但有一次有位女同学却唱了一个反调：我最瞧不起的是那种在庆功宴上痛苦流涕，后悔莫及自己没有照顾好家里人的所谓英雄！说白了，他们骨子里属于一种极冷酷、极自私的类型，所以才会那样不管不顾地一心只为自己建功立业！虽然在座的同学都不完全同意她的观点，但我意识到她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很后现代、很女性主义的视角，所以非常真诚地感谢了她对课堂讨论的贡献。 平心而论，从《我的父亲母亲》文本来看，任正非应该不是她所说的那种类型。课堂里有华为前员工，也站出来反证，华为旗帜鲜明的一贯主张的是：爱国，先爱你的家人。华为并不鼓励那种单方向的、全方位、不计代价的所谓牺牲精神。在商言商，大家做企业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因为这个公司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每个家庭、每个个体都能过上更好一点、更体面一点的生活？任正非在文章最后催人泪下的“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传达的更多的是让广大华为员工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还是提醒大家不要步他的后尘，尽量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照顾好自己的父亲母亲？我相信每个不太偏激的读者都能做自己的判断。
而且，在《我的父亲母亲》和《华为的冬天》中，任正非也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华为“对普通员工不做献身精神要求”，“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与柳传志“基层员工要有责任心，中层员工要有上进心，高层员工要有事业心”异曲同工。这两个代表中国当今企业管理水平的公司都摈弃了老一代的高调意识形态，是一代中国企业领袖对现代职业精神的最准确、最到位、最微妙的绝佳阐述。我经常用“丰俭由人”的例子来阐述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您有银子，我七大盘八大盏地奉陪；您要是手头拮据，一碗粥，一份小菜，我同样满面春风地招呼。做大事业，我们需要的是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职业化的工作态度是一种可以持续、可以复制、不会反弹的工作态度。从长远来看，要实现企业的长期平稳地发展，实现做大做久做强的目标，其根基只能是这种中规中矩、平和周正的职业化工作精神。 有同学质疑：没有牺牲精神，不加班加点，我们与国际领先企业几十年、上百年的差距怎么弥补？首先，我们没有全盘反对牺牲精神，高层、核心团队的牺牲精神当然必须的；其次，如果一个企业处于建章立制、流程形成的创业阶段，要求全体员工一定程度的牺牲精神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一个企业不能以加班为荣，不能把牺牲当作天经地义。高层加班是为了不让普通员工加班；现在加班是为了未来不再加班。管理者的首要责任就是能够让更多的员工、更多的时候不加班，能够让大家以一种职业化的态度工作，把工作和生活平衡好。说得更严重一点，每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管理者，都应该以员工大量加班为耻，至少是视为管理者的失职。 另外一个方面，职业化的工作态度不仅是建设“企业大厦”的标准构件，还是创新精神的源泉。正如美妙的音乐来自于松紧适度的琴弦，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妙的创意同样来自一种有张有弛的、健康、平衡的生活状态。很多一流的创新都来自创新者一种“playful”态度，而指标漫天飞、考核天天有式的严格监督和高压政策，则往往是这种创新的死敌。在诺基亚芬兰总部，位于湖边的硕大的玻璃总部大楼里，到处是植物、鲜花、咖啡、饮料和微笑，大多数人按部就班地9点上班，5点下班，加班只是少数人的特殊情况，与诺基亚在手机业传奇式的业绩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关键是流程，每个人一次把事情做对，比大多数中国企业那种一个人做事，一个人检查，一个人修改，一个人复核，还有一个人监督，人人都搞得加班加点的效率不知道要高多少倍。 所以，事业和家庭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如果暂时有矛盾，把这种矛盾解决掉，变成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是每个管理者当仁不让的责任。如果耶弗他为了胜利失去女儿的结果是更多的人继续失去女儿，那将是对英雄耶弗他最大的嘲讽和质疑。人生苦短，生命无价，任何悬诸崇高的事业，任何貌似巍峨的祭坛，都配不上耶弗他女儿那样的年轻的生命之血的淋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