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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出乎预料迅速降息的背后，是奥运的巨大成功也不能遮盖的严峻经济考验
文：《环球企业家》 本刊记者 商思林
几乎毫无征兆，在坚持半年多的紧缩政策背景下，政府旁观经济下行的日子结束了。2008年9月16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和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这是政策立场的突然转变，决策者或许是看到了更糟糕的未公开数据。”渣打银行驻上海中国研究主管王志浩的想法代表了熊市中大部分投资者的心态。 实际上，央行此番出手是其今年以来首次运用利率工具，也是2004年10月进入加息周期以来的首次转向。在此之前，人民银行已连续九次上调贷款利率，八次上调存款利率。在全球经济疲态初现的背景下，这或许可以看做是中国的应对策略之一。 长久以来，很多人相信凭借封闭的金融体系，中国可以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这一点，在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完美证明。因此，在今年初的两会上，“全年最首要的任务”被定义为控制通胀。此后，政府严控投资规模，紧缩银根和地根，试图以己之力来对抗世界性的通胀。 然而进程并没有想象中顺利，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明显，8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创出12.8％的6年来新低，9月初公布的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快速回落至4.9％，创出14个月以来新低。 尽管降息及随后的组合拳看上去有点仓促，但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看来，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自从从双防转变为一保一控的时候，降息其实已经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即便如此，对于决策者来说，这仍然是个左右为难的问题。从此轮降息看，5年以上中长期贷款仅作象征性调整，而六大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没有在下调的范围之内。央行的动作依然留有余地：既让中小企业以较低的成本拿到贷款，又要兼顾流动性过剩死灰复燃，同时为未来刺激经济预留空间。但毫无疑问，经济放缓已经超越通胀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 纠错 或许从一开始，紧缩政策的判断就存在误区。中国民营经济协会会长保育钧认为，中国是输入型通胀，表现在企业生产原材料成本上涨的通胀——这多源于美元贬值带来的石油和大宗物品价格的高企。而决策者在一开始就将矛头对准严控投资规模，自然地，这需要严控银行信贷——这是开错了药方；严控信贷的结果是，中小企业本不宽松的融资渠道迅速收紧，而本意控制的投资主体大型企业则甚少受到影响——药给错了人。 “中国历次调控，民营企业都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次更不例外。”保育钧对《环球企业家》说。半年内调控由双控到一保一控再到一保，短时间内的纠错证明了调控政策的失误。 早在两个月前，江浙和广东便传来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的消息，而中国纺织业则面临整体亏损的状态。此后，胡锦涛、温家宝数次前往南方各省视察企业微观生态。8月份，中国出口呈现明显下滑趋势。此时，一个从改革开放以来未有过的数据摆在了高层面前：上半年广东、上海、 浙江、 江苏四省的GDP增长幅度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标志性地区出现下滑，这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 而谁都没有料到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突然升级：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收购，AIG被政府接管。这无疑使得全球一系列经济动荡的可能性不断增大，这对中国来说绝非是什么好消息。根据摩根大通分析，中国占国民经济比重近四成的出口对全球增长非常敏感：全球其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平均变动1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增长就会相应变动5.7个百分点。 尽管受惠于封闭而结构简单的金融体系，中国在华尔街危机中遭遇的直接影响甚微，但来自于实业的真正风险还远未开始，而这比所有的金融系统风险更为直接和难以康复。 迅速的转变发生在7月，“双防”的口径变为“一保一控”，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放在了严控通货膨胀之前。而“从紧货币政策”字眼也自此在官方的语境中消失。7月底，央行给已用完大部分信贷指标的银行松了缰绳，全国性银行信贷规模调增5％，地方银行调增10％；再此后，通过一系列窗口指引，央行督促各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倾斜，此后不久又出台了包括贴息在内的七项具体措施。 但上述动作还是太过温和。即使在9月初，央行仍强调，要坚持在结构优化基础上保持必要的总量调控力度。半年来奔波于民营企业之间的保育钧指出，政策即使不折不扣得到执行，企业真正收益恐怕也要等到明年。 “毫无疑问，大量的高耗能，层次低，规模小的企业会死去。但我们会挺过来。”世界最大的精密铜管企业金龙集团副总裁冀学峰表示，对于利润率只有2％以下的铜加工企业来说，现在是最难熬的冬天。但他同时强调，具有规模、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企业最终会脱颖而出，而整个中国企业群体也会借此完成质的提升。 事实上，如今的中国企业再也没有庇护来规避此次产业转型。经济学家茅于轼向《环球企业家》指出，中国在世界贸易版图上的定位堪用“买得贵，卖得贱”来形容。即中国大量需求的大宗商品价格越来越高，而中国卖的低端产品则越来越便宜。国内长期扭曲的能源价格纵容粗放、高耗能、外向型的企业迅速发展，但长期来看这一畸形的体系难以持续发展，即使没有目前的放缓，中国经济也仅仅是推迟转型的时间。 内需之弱 更高层次的转型应该来自国家层面。茅于轼警告说，一个人口占世界1/5，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一集团的的大国，长期依靠出口实现增长是不现实的。纵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真正跨进世界强国的飞跃都是充分依赖本国的内需，而非出口得以实现。 这不是一个新观点。自2000年起，扩大内需无论在高层还是学术层面均已成为共识，现在更是到了不得不重新审视内需承载力的时候。但令人尴尬的是，8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跟不上GDP增长的步伐。 在今年各种困难交织的背景下，这一矛盾尤其明显。随着8月份上市公司最后一份中报公布，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同比仅增长16.4％，远低于去年同期60％的增幅。当然，更暗淡的数据仍然是居民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每一百元只比去年同期多拿了6.3元。来自投资的收入更不乐观，去年有六成股票投资者财产性收入超过工资，但如今不仅财产性收入归零，下跌的曲线甚至侵蚀了此前的收益。而最近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购房意愿已经降到1998年商品房改革以来的最低点。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国家、地方、个人的定位和利益分配都到了复盘的时刻。在茅于轼看来，政府主导资源的投资拉动经济模式需要做出改变。过去三十年中，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大部分流入政府手中，加大了政府投资的冲动。而同时发展起来的出口导向模式，在资源价格扭曲的背景下，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人为压低，利润却并未流入民间。 改革开放头一个15年，财政收入年均增加200亿元。而1994年税改的15年后，财政收入已超5万亿。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一庞大资产的再分配了。据称，财政部拟定的千亿的减税计划已呈报国务院，如不出意外将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同时，重中之重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或将决定今后是否会有一个藏富于民的长久之势，也将决定未来拉动内需的最终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