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华尔街的沦陷让全球反对金融行业自由化的势力找到了靶子，如履薄冰的中国金融业到底该何去何从
文：《环球企业家》 本刊记者 商思林 钱琪
再也没有比次债危机更能彰显全球化的效果了。 9月24日，香港中环路上的东亚银行总部排起上千人的提款长龙。两个月前，美国加州银行在挤兑中倒闭。一个迅速散布的手机短信称，东亚银行隐瞒了其在金融衍生品方面的亏损，有步加州银行后尘的危险。尽管当天东亚银行和银监局先后辟谣，即使“超人”李嘉诚宣布买入东亚银行股份，也不能阻挡香港市民第二天继续排队挤兑。 挤兑风波第三天，美国华盛顿互惠银行宣布倒闭，成为次债危机最新但肯定不是最后的注脚。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宣称，美国金融体系有可能会整体破产。美国以15万亿美元的外债来运行金融市场。如果这些资产贬值10％，美国金融系统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公正和优越感将彻底崩溃。基于此，美国国会将于争议中通过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 多年来，中国试图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一个高效的银行体系和一个有弹性的货币体制——这正是来自美国的构架。甚至，中国政府有意效仿美国回避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但榜样却在此时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格林斯潘多年的开闸放水，最终导致全球资产价格上涨，它们的金融看上去不堪一击，而干预市场的动作是如此熟练而直接。 表面上看，中国的损失不大。中国最大的三家上市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共持有价值4.72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债务，占这几家银行巨额资产的比例甚微。“金融危机最多会打掉中国银行业的一部分利润，但不会伤及资本金。”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表态说，银监会早在2005年就及时采取措施，限制银行贷款炒股和提高第二套房贷款门槛来控制银行系统的风险。银监会的底线是银行系统与资本市场的分离，刘认为这有效防止了风险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蔓延。 但问题在于，如果美国执意开动印钞机挽救颓势，温家宝总理在年初继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紧皱眉头发问的一幕将再次上演：美元的贬值到底还要持续多久？没有答案。这将继续考验自2006年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1.8万亿的外汇储备和代国理财的中投公司。
更进一步而言，中国苦心构建的金融大厦框架已成，下一步走向哪里？这需对中国金融改革15年来形成的家底全面盘点。结果？可能出乎大部分人的预料。 战战兢兢的学习 去年9月，次债阴霾刚开始显露，工商银行向全国200个理财机构推介40亿的信贷证券化理财产品——这正是次债得以传播的基础工具。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面对中国资产证券化是否会重蹈美国覆辙的疑问表示：任何有现金流的信贷产品，都可尝试证券化。 这一讨论经年，命运多舛的金融创新——对中国而言，终于迈出了继2年前国开行和建设银行首批试点130亿人民币后的第二步。央行还试探性的提高了试点规模至600亿人民币。但在次债阴云发展成狂风骤雨的1年里，这显然已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大量发放给没有良好还款能力的人，导致截至2006年底，这一市场的违约率高达10.5％。而中国的房贷却一直优良。这多源于中国人对“家文化”的执着：他们并不对“信用即财富”奉若神明，而是急于还清贷款以完全拥有房产。甚至，即使发生财务危机，也不愿像美国人那样丢弃房子，远走他乡重新生活。 央行谨慎地推进了这一产品创新，冀望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增加债券市场交易品种，扩大直接融资，同时分散信贷风险；而证监会对资产证券化的推进，则着眼于为已陷入急功近利和老鼠仓怪圈的证券公司创新提供土壤。但美国惨痛的教训就在眼前，这让任何敢提出深入资产证券化的人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说，美国的创新过了头，脱离了实际。那么中国刚迈出的一步有没有问题？她建议不妨缓行。美国庞杂债券市场是次债危机的温床，中国债券的发轫早于股市，但进展异常缓慢。早期的企业债比股市更承担了为国有企业融资的光荣使命，大部分借债者从一开始就没有还钱的打算，这些损失最终都由国家信用买单。2000年国家发改委主导企业债发行后，有意减缓了发债步伐，每年规模只有数百亿元。 不愿坐视公司债陷入恶性循环的央行在2005年独辟蹊径，以短期融资券的名义发行1年期公司债，且与发改委严格的审批制不同，其采取备案制。至今短短3年时间其规模已超过5000亿。加上受惠于牛市而快速进取的证监会主管的上市公司债券，二者以事实取代了发改委公司债的领导地位。但要协调央行、 发改委、证监会之间的纠葛，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仍需更高层次的立法来实现。然公司债法酝酿经年，至今仍无露面的迹象。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美国财政部对货币市场基金提供高达500亿美元的基金援助，皆因其之于整个金融体系，是连接起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枢纽，堪称“第二储蓄”。对于中国而言，其还有利扭转金融资产向银行系统过度集中的不利局势。其二，借助货币市场基金，更多投资者进入货币市场，将使货币政策信号的传递与影响具有足够的广泛性，强化了利率信号的市场调节能力。 2003年，第一个货币市场基金设立。货币市场基金在2005年高峰时曾达3000亿人民币规模。但随后长达2年多的牛市从货币市场基金吸走大量资金。而自2008年起，比上涨曲线更陡峭的跌势则将投资者的收益消弭于无形之中。货币市场基金因来去快捷而获得“临时停车场”美誉。现在，则是几近无“车”可停。 至此，美国以资产证券化泛滥为核心，股票、 股权、债券、货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体系，在中国诸要素均已具备，但个体发展羸弱，且因散落于不同主管部门，互联互通甚少。这不是能拿得出手的成绩单，但必需承认，这种孤岛林立的体系，在次债危机蔓延时刻，是多么幸运。 但如果金融改革到此结束，这明显不是中国的最优选择。 重组时刻 “美国是创新过度，监管不够；中国则是创新不足，监管过度。”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总结说。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在不可逆转的开放中仍显扭捏。中国保险业自2004年起，成为第一个完全开放的金融领域。到2006年，央行取消了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限制。但综合考量，合资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仍无法逾越49％的高压线。吸收国际金融体系的经营和风险控制也因此留于表面。同时，中国金融机构对外收购和直接介入市场均刚刚开始。 更重要的改革仍在银行体系。如谢国忠所言，即使诸金融要素中最为发达的股市，近20年的融资总额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半年的银行总贷款额。谢国忠将中国银行业比作人造美女——国有银行此前积累的2万亿的坏账被政府剥离，而高达4点多的全世界最高存贷差，则可让银行在经济周期好的时候轻松赚钱。债市应该要发展起来。谢国忠指出，这可以给大公司开辟一个更容易的直接融资渠道，而不是占用过多银行资源。同时，也迫使银行业去更多的接触，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樊刚认为，民营股权的进入，对银行业及整个金融改革至关总要。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的民营企业进入趋于自由化。而生产要素领域最大的两个领域：金融领域和资源行业领域，国有垄断程度却持续增强，竞争水平尚低。尤其不具备市场化的产权结构。如果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部门仍存在进入管制，经济的改革很难再往前推进。其结果是，一国金融主体 仍是资源严重倾斜的国有银行单边体系。民间和个人信用得不到发展，则金融体系的活力和创造力，乃至金融融通资源的使命无法实现。 内部金融体系的羸弱和封闭，让第一批走向世界的年轻投资者处处碰壁。“我们承认，对美国那些五花八门的结构性衍生品，基本上一窍不通。并因这次危机而更恐惧了。”一位中资银行驻华尔街人士向《环球企业家》抱怨。这同样是对中国金融决策者的诘问： 1.8万亿的外汇储备和万亿人民币的财政盈余或许能够让中国渡过难关，但问题是，接下来，是坚持改革还是固步自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