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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跟竞争无关
国家的强盛并非像竞争力这个词所显示的那样是通过与对手竞争得胜的结果
文：《环球企业家》 许宏
竞争力是一个空洞而产生误导的概念，保罗8226;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经说。 而国家竞争力就更加容易引起误导。克鲁格曼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不断重申这个观点，他所针对的是那时颇为流行的一种言论：国家的领先地位乃是与别国激烈竞争取得胜利的结果。 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他那一代最出名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获得过最让经济学者出名的诺贝尔奖。 最出名未必就意味着最好。今年55岁的克鲁格曼也常常被媒体和同行批评为太过党派倾向，而非追求真理，从他前些年的专栏看，似乎全世界的罪恶都是共和党人小布什一人的罪过。 但他其实也批评过民主党人，他关于竞争力的观点就是针对克林顿当政时说的话——每个国家“就像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大公司”。 克鲁格曼说这样的类比是基于对事实真相的无知。“试图给国家的竞争力下定义比给公司的竞争力下定义要引起大得多的问题，”克鲁格曼指出，“对公司来说，底线是明确实际的：如果一家公司没有能力支付员工的工资，无法支付供应商和股票持有人，它就会停业。但国家不会停业。国家会对自己的经济表现感到满意或不满，但国家没有这样明确实际的底线。” 这样的表达看起来也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因为假如国家真的如克鲁格曼所说的像公司那样没有基本的支付能力，国家实际至少已经糟糕到濒临破产的边缘，即使还有其他的因素能够维持这个国家存活下去。 不过克鲁格曼的核心观点不只是反对将国家简单地比作公司，而是反对将竞争力与竞争挂钩的简单做法。 “世界经济论坛过去有一个竞争力的指数，那是一个没有一套明确框架做支撑的指数，是没有意义的。后来的新指数有了些意义，是因为做这事的人——基本是杰夫8226;萨克斯（Jeff Sachs）在做——重新定义了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不再跟竞争有关。不再认为新加坡的所得就是美国的所失，或者相反。取而代之的指数是基于一套指标，倾向于预测国家长期的增长率。”克鲁格曼在十年前《战略+商业》杂志的“思想领袖”栏目中指出。 简单来说，克鲁格曼所批评的那些关于竞争力的言论有些像把国家实力的对比当作了武士之间的比武，喜欢排座次，评出谁是天下第一，想象天下第一是把全天下的对手打败之后赢得的霸权。 克鲁格曼认为，这根本不是世界经济的真实情况，一国持续的富有不是以另外国家的贫穷为代价的，而是基于国际及国家内部之间各门类“双赢”的分工与合作，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所以，‘竞争力’是个很初级粗糙的观念，它其实是穿上了现代装束的重商主义。”克鲁格曼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 新重商主义 以鼓吹出口限制进口把世界描绘成你死我活战场的重商主义曾经是十六到十八世纪在欧洲流行的观念，直到亚当8226;斯密（Adam Smith）揭示国富真相的《国富论》及其支持者们开始在之后逐渐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斯密的工作部分由像克鲁格曼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继续承担，对世界发展真相的认识仍远没有大功告成。 在这个有关国家竞争力的专题中，我们就是要澄清，国家的强盛不是像竞争力这个词所显示的那样是通过与对手竞争得胜的结果，而是基于“双赢”的分工合作的政治经济秩序不断扩展的成果，更多国家的富强才有利于其中任何个体国家的持续富强，而在国家内部，国家整体的富强乃是基于各个组织和个人的生命力，绝不是专指政府和公司的强大。 影响国家实力大小的因素也远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军费开支、五百强公司之类的排名所能代表的，而是更加包括这个国家对保障国内外的和平发展以及维护世界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观的能力。 这既是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8226;奈（Joseph Nye）所谓的“软实力”——使得别人欣赏你的价值观并想向你学习的能力——又超越了“实力”的概念，更像前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所说的“文明比国家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软实力”还是会让人感到被控制和威胁的“力量”，而非超越你我、互相激励分享的普世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