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谌争勇 对于通货膨胀的危害，凯恩斯早就指出，再没有什么比通过摧毁一国的货币来摧毁一个社会的基础更容易的事情了。200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再一次遭受通货膨胀的威胁：物价上涨，CPI高企，通胀预期正逐步提高。如何把握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的最佳平衡点，已成为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因而，寻找本轮通胀的形成机理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治理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形势下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 从外部因素来看，本轮通胀是在全球经济扩张和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外部通胀压力传导的结果，是国际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加剧国内输入通胀压力的反映；从内部来看，本轮通胀是国内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低估压力的释放，从更深层次分析，它是国内经济一系列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的反映。 1.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和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而消费拉动的比例过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国际收支的失衡，从而推动物价的上涨。长期以来，我国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的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释放，以此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这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能够奏效，但是长期的巨额贸易盈余，必然会导致本币升值压力，更不用说贸易摩擦等副作用了。为了保护出口企业和维持高额出口，就不得不由央行大量购买外币，以此来保持本币的低汇率。这样做的后果是长期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积累起大量过剩的购买力，最终便反映为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从投资来看，近年新一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是造成经济增长反复偏快的重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于导致投资膨胀的体制机制基础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统计显示，2002年至2007年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高达24.9%，存在趋热风险。从出口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在外汇管理和税收等方面执行"奖出限入"政策，鼓励出口换汇创汇，促进了出口迅猛增长，内需严重不足，并过度依赖外资，未建立自主生财体系，促使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我国外汇储备高达1.8万亿美元，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影响了我国货币供给量，成为货币供给的另一重要来源。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产生的影响在于，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后，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行交易活动，从而直接扩大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一般的会员银行在外汇持有头寸上都有数量上的限制。因此，在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中央银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得不大量投放基础货币来收购外汇，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放大了市场货币供应量，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2.土地消耗导致价格水平的狂涨。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一个有趣的怪圈，经济增长依赖土地，土地因经济增长而消耗，土地的消耗导致价格水平的狂涨，而价格的狂涨又吃掉了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财富价值。从中国自身内在因素来讲，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才是本轮通胀水平趋势性上涨的根本原因。从粮食供给层面看，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挤占了大量粮食生产资源，导致粮食增产面临较大的困难。挤占耕地，造成耕地面积减少。到目前我国耕地面积已接近我国政府确保18亿亩耕地的红线。有专家通过建立耕地面积缩减率与CPI关系的统计模型，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得出的结果是，耕地土地面积每减少1个百分点，将使通货膨胀率上升1.3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耕地土地面积的减少和CPI的高幅蹿升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同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生产投入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近年来，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农村人多地少的格局，中国的城镇化趋势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而向城镇和非农行业大量转移，在农业生产效率并没有出现明显提升的背景下，务农人员的持续减少导致农产品的供给出现下降。 3.成本快速上升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实事求是地看，2002年以来中国呈现的"高增长、低通胀"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低廉、资源产品价格过低以及工业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补偿不足的基础之上的。但是，随着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体制上和政策上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将逐步得到改善，诸多"隐性成本"的显性化，都会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同时，我国部分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由政府管制造成价格扭曲的情况还普遍存在，特别是对资源、环境等物质要素没有完全按照其稀缺程度进行定价，人为地压低了其价格。并且这种价格的扭曲，甚至使我国出现了不公平的跨地区转移支付，潜藏着价格扭曲的巨大经济风险。此外，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制造"的典型特征是从外国输入原材料，再出口60%以上为鞋帽之类的低附加值的产品。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对大宗资源型商品的依存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包括石油、煤炭等重要能源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连续飙升，直接推动国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随涨,使国内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形成通货膨胀压力，这也就是开放经济中的"输入型"通胀。 4.基础货币的超量供给。从深层次上看，我国本轮的通货膨胀同样是一种货币现象，它先是由楼市和股市两大资产价格上涨，然后传导到食品价格上涨并引致全面通货膨胀。可以说，2007年以前长期低利率政策下的银行信贷膨胀和国家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再加上巨额的隐性和显性的财政赤字使得货币泛滥。泛滥的货币先是从房地产市场上寻找出路，推高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当股市开始发展与繁荣时，大量的资金又流向了股市，从而吹大股市的泡沫。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但过多的货币并非平均式地、同时流向 各个行业，而是先流入强势部门或行业（比如房地产），然后由这些行业去投资或消费来推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水平。关联行业价格上涨、收入增加后，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这些行业需要的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国内房地产价格不仅上涨时间早，而且上涨幅度大，带动相关几十个行业的产品价格、工资及服务价格上涨，然后是股市价格的快速飚升。最后，才传到整个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产品及食品的价格上。因为农业不仅与通货膨胀的权力源最远，而且在整个社会经济利益格局中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部门。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所说的，一旦这些最弱势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也就标志着全面的通货膨胀开始形成。 新形势下"中国式通胀"的治理对策
1.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一是城镇化发展规模不再侵吞已经在警戒线边缘挣扎的农耕地，其中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模式和短期利益驱动下的政绩行为，强调以科学发展观落实的成效来考核各级党政部门，尤其是从民生问题的解决情况来考核地方。二是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要素投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这是导致流动性过剩和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要解决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深层次矛盾并治理通胀，必须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并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排除体制上的障碍。不容否认，狭隘的招商引资理念是引发区域性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地方政府要淡化招商引资工作的数量考核，强化实施效果考核。在当前需求紧缩的条件下，要充分利用经济增速回落的机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充分利用出口增速放缓的机会，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2. 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深化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一是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我国提高利率会加剧中外利率倒挂，从而加快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增加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量，加大物价上涨压力，还会增加企业利息支出，导致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上升，从而降低投资，以至压缩就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要谨慎利用加息手段，而应多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和规模型调控手段，对冲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对流动性进行及时有效的回收，这是在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的一种被动但比较有效的手段，也就是"慎加息，多对冲"。但也不宜过分利用数量手段直接打击生产体系，以免陷入经济滞胀，而应着力于调整信贷结构。同时，从紧货币政策也不能一刀切，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对于局部市场和涉农金融机构做出特殊政策安排，减轻从紧货币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的损害。二是深化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输入型通胀显著的局面下，人民币升值是应对通胀的重要工具之一。加快人民币升值，可以直接降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从而部分减少资源、资料价格成本，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后，国产货相对昂贵，进口品相对便宜，导致进口增加、出口减少，从而国内总需求减少、总供给增加，物价上涨压力减小。当然，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元不断贬值，中美利差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导致热钱不断涌入，加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也会影响我国出口增长，因而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其升值的总体水平也要考虑出口部门的承受力。要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实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减弱市场主体对汇率的升值预期。通过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浮动，发挥其应有的调节贸易和资本合理有序流动的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为配合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还应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有效阻止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并尽快修改《外汇管理条例》，适当放宽外汇管制，真正实现从"储汇于国"到"藏汇于民"的转变，从而减少央行的外汇占款。 3.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完善有缺陷的CPI统计体系。一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大幅减少财政固定资产直接投资，削减政府部门开支，进一步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二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对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住房保障和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农业生产补贴。三是加大财政补贴和减税力度。增加财政物价补贴性支出，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安定民心；适当降低居民总体税赋水平，建立农民动态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机制。四是建立促进消费型财政政策。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次问题之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鼓励生产型的财政政策，致使国内产能过剩、消费滞后，表现为出口增加、顺差扩大。解决"双汇差"下的国际收支失衡，必须减少出口和外资过度进入，但是要减少之就必然引发失业。对付此陷阱惟一的选择是启动国内市场，建立促进消费的财政政策。消费内需不足与国际收支失衡，是目前困扰我国经济运行的两大难题。国际收支顺差从深层次上体现了我国内部经济的失衡，是国内相对储蓄过剩在对外经济上的反映。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对预期支出和收入的不确定性，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的结果。就目前来说，我国居民有三大需求：子女教育的无弹性需求、住房需求和医疗需求。而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加剧了居民未来货币需求的不确定因素，从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经济运行中的储蓄率走高和消费率降低，最终症结还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上升的反差格局。政府应采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促使企业利润通过再分配环节向居民收入转化，改变国民收入分配长期失衡的格局，并有序推进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的实施，有效维护竞争秩序。 同时，要纠正和完善目前中国存在缺陷的CPI统计体系。目前我国CPI指标的计算有着严重的设计缺陷，与国外相比，我国的CPI统计中，不仅食品价格比重过大，居住、医疗、教育的比重过小，而且在居住类指标中我国只考虑了租房价格，而不是商品房销售价格。这样一来，统计上显示的物价上涨，显然远远低于生活中人们的真实感受。为此，要丰富和完善CPI统计指标体系，如适时调整分类指数权重，编制反映中低收入阶层消费状况的物价指数，研究和编制多种派生物价指数等，提高数据的透明度和权威性，正确引导群众形成合理预期，使数据使用者能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 4.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允许农产品价格在适当的范围内上涨。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7%，却消耗了超过全球总产量2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凸显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与廉价甚至无偿的环境资源使用制度不无关系。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资源价格偏低是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重要诱因。发达国家经历了上一轮世界性通胀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提高资源、能源价格是抑制通胀的最有效措施。因此，在相机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亟须深刻认识到粗放低质的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已经使中国经济跌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时进行产业调整，控制重化工业投资，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价格改革，让价格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发挥调节作用，早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力纠偏中国经济日益加剧的内外失衡，从而消除类似通胀的形成机制。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益阳市中心支行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