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巴曙松 2008年7月份物价指数的公布，使得市场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明显降低，尽管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10.0％创出新高，但是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6.3％，却低于市场预期水平，而且从5月份的7.7％和6月份的7.1％持续回落。市场倾向性地预期CPI会逐步回落，从而预期这种降低的通胀压力可以给宏观政策放松紧缩力度创造条件。 不过，如果把当前的物价回落放到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观察，并不能肯定通胀压力就此化解。2008年以来物价上涨压力的大背景，除了国际输入性因素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依赖的、利用低资源价格、低劳动力价格和环保成本等推动增长的方式，已经到了必然需要改变的阶段。资源和要素价格通过放松价格管制，以及主动的价格调整等，必然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因此，在更大的可能性上，当前的物价回落可能是阶段性的，目前并不能够因为物价的阶段性回落就忽视潜在的通胀压力。 经济转型中的通胀压力 从短期看，7月PPI同比上涨10%，是10年来的最高水平。自2007年10月份开始，PPI涨幅持续提高，从3.2％持续攀升到08年7月份的 10％，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上涨是主因。与此相伴随，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也创新高，而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并未创新高。这也就是市场所通常认为的PPI向 CPI的传导机制不畅的特征。从理论上说，PPI传导到CPI究竟是否顺畅、通常会滞后多长时间，取决于特定的市场环境、以及市场的供需关系、市场竞争状况等。通常可能认为，因为当前中国总需求开始稳定，市场竞争状况较为激烈，企业首先会选择通过内部的消化来承受价格上涨的压力。目前，非食品价格开始上涨，CPI和PPI倒挂进一步扩大，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物价上涨的压力。从2008年以来的趋势观察，中下游产业消化上游产业物价上涨压力的能力在逐步下降，开始呈现PPI推动CPI价格上扬的迹象，说明中下游的产业链已经开始逐步难以完全内部消化上游的价格上扬，开始向消费者转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警示的信号。 中国在通胀压力已经较大的条件下，坚决调整了石油价格，于6月20日起将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每吨调高1,000元人民币，调幅最高达18％，为历来单次调整最大的一次；并自7月1日起调高了全国销售及上网电价。这表明了政府对于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的决心。根据粗略的测算，经过调整之后的石油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大约还有30％左右的差距，如果如同市场预期的下一步会逐步放松对于石油价格等的管制，那么PPI的上涨压力还有增大的可能。同时，虽然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显著回落，但与国内价格依然有明显的差距。
因此，当前物价的阶段性回落，是前一阶段宏观紧缩逐步产生效果的显现，也为宏观政策的微调提供了阶段性的时间窗口。不过，当前物价回落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同比因素和基数效应，以及随着国际原油和农产品价格等的回落。不过，从长期趋势看，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不仅仅是外部输入导致的，也有中国经济内生性的原因，特别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矫正长期偏低的资源和要素价格所决定的，如油价、粮价无论与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相比可能都存在上涨动力，大量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这决定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难以因为基数效应等导致的阶段性回落而消除。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转型往往容易伴随着通胀的压力。这一轮中国的通胀是全球经济快速扩张、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背景下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扬传导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是国内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低估压力在特定环境下的释放。 影响CPI的关键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影响CPI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还是粮食。从粮食价格看，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土地非农化使用，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加上中国的农业小规模分散生产的特点，容易受到恶劣气候等的冲击，消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能力也比较弱，这样就使得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可能会持续到整个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此外，国际粮价的上涨，以及国内外粮价差距的扩大，也形成了国内粮价上涨的压力。为了缓解油价上涨的压力和抢占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权，近年来美国一直加快发展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生物乙醇的研究和生产，根据美国《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的要求，到 2012年，美国炼油厂将达到生产75亿加仑生物乙醇的规模，这将使目前的使用比例提升1倍，这是推动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以来粮食价格的上涨，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出现的，因此并不能把粮食价格的上涨归结为粮食的丰收或者歉收等因素，而要从粮食以外的因素中寻找原因。 油价和粮价的上涨压力，加上持续的外部失衡带来的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和被动的货币政策放松、实际上的负利率、依然存在的价格管制措施，工资上涨的压力和可能形成的通胀预期，有可能会使当前的物价回落只是暂时性的回落。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中，服务业并不发达，文化消费等十分有限，就在客观上使得居民对初级产品和基本服务的消费与生产成为经济总量中的主体，而这些经济部门在工资上涨之后往往成为价格上涨的主导力量。 贸易方式的转型 从各种方面来看，中国贸易方式的转型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战略，相应的政策表现为保持低利率以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保持低汇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保持能源、土地和劳动等要素资源的低价格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在中国加入WTO进一步改善国际贸易条件以后，这些政策的效果尤为明显，出口和外汇储备保持了连续多年的巨幅增长。但是，在目前形势下，这些措施将难以为继，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一个直接压力，就是来自于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由大规模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来带动，同时，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增量速度的下降以及可供转移的劳动力的存量的减少，劳动力投入的增速正在下降，因此外需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在经济回落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淘汰不少高资源消耗、低技术含量、低效率的企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也会明显增多，这可能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痛苦过程，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阵痛。这个过程虽然会比较痛苦，但是不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可能就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正朝着预期有利的方向发展，投资和消费得到进一步改善。“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增速回落，六大高耗能行业生产同比增长14.5％，比2007年同期回落5.9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速则进一步加快，上半年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6％，比上年同期加快 0.5个百分点。但应该看到，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依然会长期存在。 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在全球通胀压力和国内转型压力的叠加之下，如何促进经济转型，降低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自然成为当前政策的关键和重点。在当前经济周期回落与结构调整时期的宏观调控，特别要强调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在防止大起大落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积极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化解经济转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