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周之内，中国央行两次降低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被市场理解为意在规避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风险。然而央行意图是否果真如此？这对中国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中国宏观紧缩政策出现了真正的拐点？
采访·撰文/周颖
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陈道富 中国银行研究员 谭雅玲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左小蕾 美国上空次贷危机的阴霾似乎越来越浓。 9月15日凌晨，美国拥有158年历史的第4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一“触雷”之举震惊全球。同一时间，中国央行实施近4年来首次降息之举（央行下调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利好。 分析人士认为，雷曼兄弟事件将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进一步延伸，其破坏力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得更复杂和艰难，而中国央行降息旨在应对雷曼兄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事实上，雷曼兄弟的“倒塌”对中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金融系统难逃厄运，且余波仍在不断蔓延。继9月16日，A股市场银行股大面积跌停后。10月6日，银行板块再度全线飘绿，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纷纷跌停，备受关注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10月6日分别下跌6.44％、6.13％、4.92％。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目前持有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债券及与雷曼信用相挂钩债券余额1.518亿美元；招商银行持有该公司发行的债券7000万美元，中国银行持有雷曼兄弟控股及其子公司发行的债券7562万美元。 虽如此，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发生在同一天的央行降息之举并非完全是受雷曼兄弟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陈道富认为，雷曼兄弟事件对中国的降息有影响，但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和国内8月份的经济数据有关。只不过，雷曼兄弟事件有助于央行更快做出降息决定，但并不是为了雷曼而降息。 就在本文截稿时，中国央行又一次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央行政策的逆转与国际金融形势有何关联？对中国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降息能否缓解中小企业资金之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陈道富、中国银行研究员谭雅玲、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对此予以详细解读。 降息为明年经济做铺垫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非常巧合的是，在央行第一次降息的决定和美国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在同一天，很多人认为这是央行为规避雷曼兄弟带来的风险所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央行的降息，雷曼兄弟破产是主因吗？ 陈道富：应该说，雷曼兄弟事件对中国的降息政策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决定中国货币政策的，最主要的还是国内经济形势，尤其是8月份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8月份CPI同比上涨4.9％，涨幅连续第4个月出现回落，并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5.3％，创近14个月以来的新低；8月份PPI同比上涨10.1％，涨幅创自1996年以来的12年新高，为连续第8个月创出近3年来新高，并且明显超出市场预期的9.8％；1~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4％，高于市场预期的27.2％。发生雷曼兄弟事件，有助于央行更快做出降息决定。当然，这个政策本身，在客观上也有助于前瞻性的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影响。 央行调低“双率”的政策绝对不是随便出台的偶然政策。央行调“双率”的政策，在保持对国内通胀可能反弹的控制的基础上，更重视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尤其关注中小企业。 谭雅玲：我认为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只不过是事件和时间的巧合。央行政策的出台，从另一个层面可以看出，即使没有雷曼事件的发生可能也出台相关政策，因为从时间上虽然巧合，但从出台的措施来看，显然并不是雷曼事件发生后短期内迅速出台的。利率的调整并不是因为雷曼事件而调整。 左小蕾：出台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完全在我们预料之中。统计局发布的宏观数据显示，通胀指标已经连续四个月下降，8月份CPI有比较显著的下降。这可以看出，通胀水平显示逐渐稳定的态势，而通胀心理预期已经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从紧的货币政策改变有了空间。 DT：那么这个政策的出台，更多的还是国内经济原因所致吗？有哪些背景导致降息在这一时间内出现？ 陈道富：此次降息政策的出台，一是主要基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当前，国内经济的下行风险加大，通胀的压力有所缓解，但存在反弹的可能。二是，美国发生雷曼兄弟事件，表明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世界经济形势更加不乐观，需求下降成为主要趋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压力有所缓解。三是虽然降息不是针对雷曼兄弟，但有助于缓解雷曼兄弟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谭雅玲：此次利率的调整，从外部来讲，并没有太多因素。利率调整更多是从内部考虑的，还要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趋势和变化。本轮利率的调整，把贷款利率调低，银行的自由度和宽松度就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了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给中国金融机构提升了一定的信心。 左小蕾：央行的降息政策还是和中国经济有关。国家统计局提前发布了关于通货膨胀的数据，这个信息出来以后，也是给市场一个信号，我们通货膨胀控制发挥了作用。“一保一控”是下半年两大目标，如果通胀有相对稳定的趋势，我们更多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增长上。所以，央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是做了一个铺垫。 降息对实体经济难有所为 DT：这次货币政策的放松能不能彻底改变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或者说货币政策放松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吗？对中小企业会有利吗？ 陈道富：这一次的货币政策调整力度并不大，仅调整中小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也主要是下调短期贷款，而且央行同时在货币市场上加大货币回笼力度。货币政策并没有大幅放松，更多的是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货币政策将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应该说，这次政策更多的关注中小企业融资，带有结构性特征。但是这个政策最终能不能缓解企业资金紧张，尤其能不能对中小企业起到很好的作用，还要看市场的变化，还需要其它政策的配合。应该说，当前市场上的资金并不紧张，主要是信贷较为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宽货币、紧信贷”的倾向。或者说，由于经济周期向下，国际环境恶化，在贷款额度限制的基础上，银行的贷款行为趋于谨慎，出现一定程度的“惜贷”。 此轮降息，为保证明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一定基础。当前中国的经济周期虽然已经开始下行，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活力并没有完全丧失，前瞻性的适度放松，有助于保持企业的活力，防止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各种宏观政策缺乏有活力的企业响应。 谭雅玲：指望着因为这次利率的调整，能改变企业资金短缺的局面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资金问题也不仅仅是利率的变化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当然从利率调整的举措来看，对中小企业理论而言是个利好，因为短期贷款利率的调整幅度比较大，通常情况下，能缓解一些中小企业的短期资金需求。 左小蕾：中国央行降息举措还不能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长的降息周期，但是从此次降息的幅度来看，27个百分点不足以改变目前的状况，因此预计央行在年内还有1~2次降息的可能性。这次央行贷款利率下降对住房消费贷款有利，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主要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相信这是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的引导性政策。要“保”增长又要“保”就业，重点“保”中小企业。 DT：这次的降息对短期信贷的利好作用比较明显，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还会不会有调整？当前的市场状况下，保持经济增长和防通胀哪个更重要？ 陈道富：如果经济继续下滑，银行“惜贷”的情况进一步明显，通胀压力进一步释放，货币政策会在当前的基础上有所放松。但从总体上看，货币政策还会保持适度从紧的态势，防止通货膨胀反弹，同时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以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一定会严格贯彻“一保一控”政策的，在保证通胀可控的基础上，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 谭雅玲：此次贷款利率的调整，不代表未来货币政策就一定会有调整。我们国内货币政策的变化并不取决于国际市场或美国市场，面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我们的货币政策不能轻易改变。保护我们自己的货币政策，比急匆匆地去调整货币政策更好。经济变化和利率的调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断的降息或利率进行调整未必是好事。 左小蕾：关于政策的预期，我们认为，连续数月通胀水平的下降，市场的通胀预期应该开始下降。综合相应的其它宏观指标，我们猜测，货币政策不会有针对通货膨胀的较大调整。经济形势也没有到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幅刺激的状态。而且货币政策已经在今年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2000多亿元，实际上已经是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 降息不能缓解通胀压力 DT：从经济数据上看，8月份的CPI增涨幅是回落的，而降息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吗？ 陈道富：此次降息，表明国内越来越紧的货币政策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但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货币政策方向完全扭转。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没有消除，市场上存在各种价格管制，处于高位的PPI也还有向CPI传导的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已经在降低，但央行对通货膨胀未来反弹的压力，还是保留着高度警惕。加上市场上流动性仍然过剩，货币政策不可能大幅度放松。一旦市场出现相反的迹象，货币政策随时可以收紧。中长期贷款利率仅小幅调整，不调整主要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在货币市场上回笼货币，就是在政策上有所保留的体现。 谭雅玲：降息对缓解通胀压力不明显。因为这一轮通胀是农产品价格，而我们在关键的方面并没有把农产品和农业做为重头，给农民发补贴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加上现在结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并不是仅靠降息就可以缓解通胀问题的。 左小蕾：这次央行的降息，可以看到存款基准利率不变，这应该是央行对通胀还是保持一份警惕的。从PPI的走势来看，PPI与CPI之间较大的差异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通胀仍然存在传导压力，二是PPI向最终消费传导的机制不畅。 PPI是上游产品的出厂价格，也是中游和下游产品的成本。理论上来说，高成本会传导到最终消费上，形成对通胀的压力，但是PPI向最终消费传导的机制不畅。不畅通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价格控制。比如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电煤价格上涨，PPI上涨，但成品油价格和电力价格的非市场化机制的管理，使上游特别是中游企业，必须自己消化成本的上涨带来的影响，而不能把成本上涨的压力传导到最终消费。另一方面，是一些最终消费品一直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价格战还是基本竞争手段。这也使得最终消费产品生产商不可能通过提升价格，把PPI上涨带来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