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饶婷婷/文 30年前，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今天，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将改革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农村。目前正在推进的农村土地改革，可以认为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红利”的开始。 虽然此前热议的土地流转政策并未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但“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新提法以及国家领导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讲话已经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改革描绘了绚丽的图景。可以想见，随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逐步形成以及内需的扩大，这场源于农村的改革将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强动力。 30年后新一轮改革起步 “过去30年的改革红利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目前传统发展模式的改革红利基本消失，但是本次农村改革可以理解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红利的开始。”国泰君安分析师张如此认为。 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并将发展农业作为首要任务，把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政策曾经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热情，也带来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33.6%，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达到了355元，比1980年增长85.5%。但随着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资源开始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生产力发展落后以及农民土地被强制征收等一系列矛盾陆续出现。 2003年以后，三农问题再次得到重视，国家开始着手解决各种矛盾，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近5年来，中央每年的“1号文件”都在关注三农问题。 30年的改革变迁，中国社会早已今非昔比，然而历史在另一个角度重合，农村再次被推向改革的前沿。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等赫然在列。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是一个概括性的纲领，在此之后，具体改革措施将有望陆续出台。”张认为。 实际上，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极为重要的经济意义，当前世界经济走入危局，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摆脱困境的良方是扩大内需，而难以估量的农村消费市场无疑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所说：“抓住农村改革发展这个重点，就能掌握整个改革开放的主动权，就能带动中国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
农村土地改革的内在冲动 当前，中国由外向型经济向内需经济体系转型的压力日渐迫切，而制约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就在于农村。 “土地和金融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两大瓶颈。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并将产生一系列积极的、连锁性的影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彼时，他正在农村开展调查研究，电话中鸡犬之声相闻。 今年9月底，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安徽小岗村考察时明确表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也首次提出了要“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10月13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如果不改变分散的、小规模低效益的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中国的农业不会有希望，农村土地必须要实现流转。”郭晓鸣肯定地说。 今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3.33：1，在此次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一项具体而明确的任务就是：“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与农村居民收入偏低相对应的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平均高出近0.2，并且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递减，农民收入的提高对促进消费事半功倍。 郭晓鸣还强调，不仅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流转，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也势在必行，并且正在以迂回的方式开展，如以宅基地换社保、换住房等试点改革的推进。“在成都的农村产权交易所，林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都进入了交易市场。实际上，宅基地是农民积累资本的重要来源，通过对宅基地的出让，农民才有能力在城镇购买住房、社保等。” “发展到今天，中国农村的改革需求已经相当强烈，原有的体制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创新层出不穷，宏观层面上，应该对《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政策和法规做出适当的调整。”郭晓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