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一环保组织发布报告称，全球销量最大的茶叶品牌“立顿”在中国销售的红茶、绿茶、茉莉花茶和铁观音袋泡茶，被检出17种农药残留。报告显示，农药残留量虽然符合中国国标，但其中7种未被欧盟批准使用，1种超过欧盟限值，立顿涉嫌在中欧设双重标准。
在这份名为《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中，绿茶、茉莉花茶和铁观音样本中均含有至少9种农药残留，其中绿茶和铁观音样本中农药残留多达13种。报告指出，不符合欧盟安全标准的“立顿”产品，在中国被卖给无数不知情的消费者，显示出“立顿”对其数量庞大的中国消费者健康和权益的漠视甚至不平等对待。
然而，对此联合利华方面随后回应称：“我们生产的立顿茶系列饮品完全符合中国国家标准中关于农药残留的规定，是安全和合格的产品。”对此，舆论纷纷表示，“立顿”在农药残留方面搞双重标准。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表声明称，经过严格对照国家标准GB26130-2010《食品中百草枯等54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等标准后发现，此次发布的报告中检测的“立顿”茶样品全部符合国家标准。然而，声称自己“一贯坚持高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顿”真的就是乖孩子？
去年8月5日，国家质检总局下发通知称，“立顿”铁观音袋泡茶产品稀土含量超标，产品不合格，然而，联合利华却将检测结果隐瞒三个月之久，直到当年11月国家质检总局再次发布公告后，联合利华才发布相关声明，回应“已于当月全部回收了该批次产品并全部销毁”。
多位专家认为，联合利华的反驳“底气十足”，一个重要原因是上述报告对照的标准并非我国现行国标，而是欧盟标准。中欧国标“打架”，中国消费者就该吃“哑巴亏”？
和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现行茶叶卫生标准中农药残留限量指标偏低，涉及农药种类过少，且未将茶园禁用农药限量指标列入其中。在登记允许使用的600多种农药中，只有不到30种农药有针对茶叶的残留标准。比如，按照现行国标，噻嗪酮的最大残留限量为10mg／kg，以此标准来衡量，噻嗪酮残留含量最高的“立顿”茉莉花茶为0.3mg／kg，农药残留未超标。但是，若依据欧盟标准，噻嗪酮含量已经远远超标，欧盟对这一农药残留的最大限量定为0.05mg／kg。
“尽管欧盟标准的农药MRL在总体上数值最低，也就是控制最严，但从科学性来说，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MRL，是基于风险分析原理根据残留数据和毒理学数据制定的，更加科学、合理。”沈建华认为，对标准要认真对待，但也要科学看待。
舆论认为，中国国标的宽松，为“立顿”的农药残留提供了“理所应当”的借口，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企业“不求上进”与“固步自封”的保护伞。国家应从茶叶的种植到制作、包装储存等环节，建立严格的质量规程予以规范保障，不可让不法企业钻了空子。
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中国企业目前大多只重视快速扩张、规模、利润，但却忽略了法律与道德约束，更不用说履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如社区、消费者等的社会责任。在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看来，如果企业唯利是图，背弃商业伦理与道德，这样的企业是无法长久做下去的。做企业要讲信用、诚恳，不能光顾着自己的利益。在笔者的课堂上，我将商业伦理具化为“三品原则”：品质、品牌和品格。还把中国的商业伦理关系，即企业（家）与政府、股东、合作伙伴、员工之间的关系，比作中国传统的“五伦”。但双汇的做法，连商业伦理的底线都没有守住。
美国安然事件带来了主流商业世界的震撼：一直来被大家视为无关紧要的商业伦理课程重新被各大著名商学院引入。更重要的是，对申请MBA的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可以造假。这可对中国学生提出了一大挑战。因为中国留学生造假本事让美国各大商学院防不胜防。中国的学生可以跟大学教授串谋，可以给红包搞掂开成绩单的人。他们却不知道，MBA的培养目标是未来的经理人，未来的经理人必须是具有良好道德底线的人。如果成绩都可以造假，那么有天财务报表也可以造假，不久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安然吗？
学校教育中，商业伦理几乎是一个空白，即使是商学院，也更多强调战略、经营、管理等，商业伦理仅具有形式象征性。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蒙牛、伊利的这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让我想到一个异国的老人，他已经逝世60多年——圣雄甘地。在上一个世纪，面对苦难的印度，他提出毁灭人类的“七宗罪”，其中有一条就是“没有道德的商业”。近些来，在资本的驱动压力下，中国企业越来来重视规模、利润，却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与企业相关或由企业直接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如各种问题产品、环境污染、矿难、非法集资、偷税漏税等。企业如果连最基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商业道德与商业伦理都难以保证，就更不用说履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员工、投资者、供应商、政府、社区等的社会责任了。
费正清就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进如张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经商称之为舍身喂虎。两千余年来，我们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工商运行体制，所以，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与之相呼应的，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学院讲授道德品行的学问，提出了ethikas（伦理学）这个术语，此后，伦理就成了与道德品行有关的概念。进而，把伦理的概念引申到商业领域就形成了商业伦理的概念。商业伦理是一门关于商业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商业伦理已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商业伦理研究的是商业活动中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及其规律，研究使商业和商业主体既充满生机又有利于人类全面和谐发展的合理的商业伦理秩序，进而研究商业主体应该遵守的商业行为原则和规范、应当树立的优良商业精神等商业道德问题。
研究商业伦理的目的在于，在商业领域中建立经济与正义、人道相一致的这样一种理想秩序：不仅能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而且能使商业起到激励和促进每个人满足需要、发展能力、完善自我的作用，并能将商业整合到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大系统中去。伦理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商业伦理是管理人员必须关注的大问题。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但现实中，无论是在我们的职场生涯或个人生活，都很难做到为了一个正确的动机去做适合的事情。但困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尝试着去做，或者我们真的力所不能及。商业伦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以“正确的原因去做正确的事情”。研究和学习商业伦理学的基本方法可以依从以下线索：
1、从现实的商业现象、商业关系的事实入手，找到深层的商业伦理矛盾；
2、揭示和把握隐藏在商业伦理矛盾中的内在必然规律，以及合理的商业伦理秩序目标；
3、根据商业伦理规律和目标提出的客观要求，设计出能够调节商业伦理关系的社会制度，制定商业道德规范，以及相关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商业是互通有无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但是，这种活动却有可能对客户、消费者或自然界造成危害，进而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遗憾的是，目前笔者看到甚至有百年老店、著名品牌也在违反商业伦理，做出短时的行为，甚至民间有了：鳖精没有鳖，驴胶不含驴的说法。
不光是上面的传言，我前几日看报，还看到了一则“一滴香”的信息，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是一提到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就不由自主地谈法律漏洞，说违法成本太低，谴责执法监管不严等问题。这确实是问题所在，但法律和制度都是属于“补丁”的性质，事后救济的作用很大，但前置预防的效果却不理想。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我们要问，究竟这些商家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添加这些有毒物质，还是仅仅为了赚更多的钱？也许这是一个双向的恶性循环，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但当大家都这么做之后，就变成了迫不得已。如何避免这种恶性循环？仅靠事后的法律救济和监管，显然不能治本。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可以治本的东西，往往被我们忽视了，那就是商业伦理。
我们国家是一个缺少商业伦理传统的国家，古代长期“重农抑商”，近代又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放后我们又经历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一提到商业或商人，首先蹦出来的词语就是“无商不奸”、“无商不恶”、“商场如战场”，就是和短斤少两、以次充好、假冒伪劣、霸王条款、吃回扣、骗等联系在一起的。再看我们的家庭教育，商业伦理是完全缺失的，学校教育中，商业伦理几乎也是一个空白。即使是MBA、EMBA等专业的商业教育中，强调的最多的就是战略、经营、管理，商业伦理道德课也是缺席的，或者仅仅是象征性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谭小芳女士审视国内商业人文环境，通过一系列血淋淋的案例唤起广大员工深埋的德性情感及对生命的无尽怜惜，彻悟“商亦载道”——从商亦如从文，“商者”，同样应承载道义、责任、使命与良心；推动商业伦理的重建，复兴商业社会之人文精神。
我也从许多500强外资企业的高管那里听到，他们员工入职的第一天就要接受的培训不是人事制度，也不是财务制度，而是“BusinessConduct”，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伦理”。而且，员工每一年都要接受商业伦理的培训并且签字认可。反观国内企业界来说，商业伦理的研究工作却相对滞后。现实中，无论是在我们的职场生涯或个人生活，都很难做到为了一个正确的动机去做适合的事情。但困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尝试着去做，或者我们真的力所不能及。商业伦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以“正确的原因去做正确的事情”。
但国外的企业一定就是遵循商业伦理的吗？不，就如同《华尔街》电影中讲的一样，贪婪——哪里都一样。我在美国的时候，跟美国的企业家交流，我说，你们卖的金融产品，你们知道它有问题，知道这个产品是有毒的，有毒的证券、有毒的产品，就像中国的牛奶有毒一样，但是你们还在卖，美国的次级债，中国买了3千万，你们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是不负责任的，本质上，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烧毁了全世界的房子。表面我们看到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在背后反映是美国的文化危机，背后是信仰危机，如果这个危机爆发，就是希望的衰退。我说这个金融危机是一场解难，首先是美国用有毒的金融产品来抢劫全世界，最后把自己有陷入其中。
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很多，我们发现制度不是万能的，这些年很强调制度，我们以为有一个制度就够了，我们也在试图希望制度完善，你学到大学四年就知道，制度不是完善的，市场制度从来不是完善的，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美国也没有，所以制度不是万能的，你不要想把制度渐渐完善了，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了，没有这种可能性。另外，经济发展要建立在制度与伦理相结合的根基上，市场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现在我看到国内的企业拼命做广告，鼓励人们买他们的产品，如果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来促销你的产品，有可能你能够获得更好的利益。比如我们知道的农夫山泉矿泉水，比如你购买我的矿泉水，产品里面的多少钱将作为慈善基金捐献给贫苦以后，他现在把企业营销作为慈善活动。你在买他东西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会产生多少利润，这个利润就归你，但不归你所有，但是你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进入慈善公益活动当中，他以此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这个企业把他所有的利润框架全部告诉你，而且你买他的东西最后利润跑到那里去了，你自己可以完全知道。这样的模式创新，将来会不会有前途呢？也很难说，我正在关注，当他的企业再往前做一步的话，一定会激发其他企业也会这样做。
目前，企业界发生的种种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案例都是表象，谭老师认为，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商业主体道德的提高，要求政府、组织和个人根据合理的商业伦理秩序去决策和行动。但这一点从我们的专家起就做的不到位，关于食品安全，我们的专家永远不乏雷人语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强化办公室主任陈君石：“三鹿奶粉事件，尽管病人很多，上万人，死掉了三到四个小孩。从公共卫生来讲，不是什么大事，远远够不上一级什么什么预案。我们每天由于肿瘤高血压而死亡的人，比这个多得太多”。无论是评价三鹿奶粉事件还是全球金融危机，温家宝总理都曾推荐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强调企业家要有“道德的血液”。俗话说，施恩必有福报。然而，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是——施恩奶粉公司的做法却违背了起码的商业操守。以德养生，以德养心，以义止利——中国传统经商文化的商道中人修身之本，或许能疗救施恩奶粉事件中已然破损的商业伦理。谭小芳老师表示，社会才是企业利润的真正来源。每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都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伦理是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伦理的灵魂和核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更是道德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先进的商业伦理为之做支撑。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会有序、有活力，才会低成本、才会安全，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扭转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心态，就必须正视我国商业伦理的严重问题。实际上，加强商业伦理建设，也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应有之义，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手点和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