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能否从中集、招行、平安这三家“蛇口系”企业身上找出一些共同点，从而来解释“深圳现象”？
文|王石
一个从边陲渔村起步的新城市，为何能培育出优秀企业、企业家群体？一般最容易想到两个理由：1、特区的优惠政策；2、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但我感觉，这两点解释力不足。 是否有其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说到深圳新兴企业，无法不提中集集团、招商银行和平安集团这三家“蛇口系”企业。我找出它们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同点，大家看看是否能解释“深圳现象”？ 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 中集、招行、平安这三家企业较早就有意识地进行公众化、甚至国际化的股权结构改造，市场化程度较高。 中集集团成立于1980年，招商局集团和丹麦宝隆洋行各占股50％。1987年，中远收购宝隆洋行大部分股份。1992年实行股份制改造。现在，招商局和中远各占股不到20％，前10大股东中以海外投资机构居多。通过有意识地建立均衡的股权结构和权力制衡的董事会，避免“一股独大”，更有效保证公司经营以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银行是国家垄断行业，所以招商银行最初只有招商局一家股东，但它按国际惯例组成了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随后通过增资扩股，招商局持股比例逐渐下降。2002年招行上市，现在招商局持股12.11％，成为相对控股股东。 平安的股权结构多元化上最为彻底。1988年公司成立，有招商局和中国工商银行两家股东。1994年引入高盛、摩根士丹利、汇丰银行三家外资股东。随后在香港和大陆上市。如今，公司前四大股东汇丰保险、汇丰银行、深圳市投资和新豪时持股均不超过9％，形成外资、国有、民营企业、员工共同持股的格局，并组建了国际化、专业化的董事会。 三家企业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形成了既有股份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又有股权比例不是很大的国有股股东，既有做大规模的可能性，也保证现行体制下的安全性。 这种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特点，使得“蛇口系”企业如袁庚老先生所说，“自出娘胎就先天具有适应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功能。” 职业经理人式的企业家 今天，中集、招行和平安的掌舵人，无一是“大股东的人”。 从1991年起，中集集团的管理层成员就不隶属于任何一方股东。1998年以来，董事长更换了几任，但总经理/总裁一直是麦伯良。以麦伯良为首的管理团队相对稳定，保证公司经营思想的一致性和战略的连续性。
马蔚华，以央行官员身份空降招商银行担任行长。在他治下，招行逐渐形成职业经理人管理团队。同时，马蔚华又是一个很有创新和变革精神的企业家，他推行的战略变革让招行脱胎换骨，从一家区域性小银行发展为全国性商业银行，网上银行和信用卡业务远远领先同行，并被认为是中国最健康的银行。 马明哲，最初以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副经理的身份，筹建平安保险公司，今天成为一个寿险、产险、银行、证券、信托、资产管理、企业年金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的董事长。马明哲自己说过一句话：“我20年来一直为平安卖命。”他既有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又是典型的创业型企业家。 由职业经理人式的企业家主导，由管理层推动，是这些深圳优秀企业的特色。企业领导者有创业、变革的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精神，又有市场化、制度化的的理念和勇气。在他们带领下，企业逐渐摆脱国有企业的行政束缚，又不像家族企业那样热衷封闭和权谋，公司管理相对透明规范，公司发展比较稳定，也更容易接受新技术和新管理的变革。 解放思想 中集、招行和平安，这三家企业曾经有同一个董事长——袁庚。袁庚说：“蛇口的发展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1979，袁庚领导的香港招商局创建蛇口工业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第一步。袁庚不仅大胆推动市场经济改革，还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蛇口工业区冻结了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工业区管委会由民意推选。人们有选举权，还有罢免权，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蛇口媒体可以公开批评管委会甚至袁庚本人），有免除恐惧的自由。 解放思想打开了一个口子，使得市场资源、优秀人才从高压的地方向自由的地方迅速流动，涌入深圳，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催生了优秀企业群。只有在思想相对解放的地方，才会吸引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诞生有市场活力的企业组织。 正如袁庚所说，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等，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创造一个适应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则要困难得多。进步的社会、进步的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 温家宝总理在最近也说到，30年前的解放思想，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这方面，深圳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毫无疑问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我想，这应该是深圳优秀企业、企业家“高产”的最主要原因吧。 在早期，深圳市中心在偏东面的罗湖区，但有意思的是，优秀企业的地理分布是越往西越多。中集、招行、平安的发家之地蛇口在特区最西端，华为、中兴、华侨城也在市区西部。 这种分布形态并没有什么玄妙，其中的原因是：越往西，国企体制影响越少，与海外投资的关系越密切。华侨城原来是侨办下属企业，创始人马志民时任香港中旅总经理。而蛇口系企业的母公司香港招商局，在当时而言，“国际化”程度则更进一步。 对于这一类企业，只有西方商业意识熏陶、借助海外资源起步并不够，更重要的是主动遵从市场规律，把旧的企业体制，逐步转向现代企业体制。同样是“官商”，同样是招商局掌门人，100多年前，处处被动的李鸿章最终以悲剧告终；100多年后，处处主动的袁庚功成身退，成为改革三十年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与“蛇口系”、华侨城不同，华为、万科则是白手起家、从头创业。当时和任正非、王石一同来到深圳的，有千千万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英才豪杰，要想脱颖而出，必须挺过漫长而残酷的竞争。在这种环境中，任正非和我从前的从伍经历对我们很有帮助。在我们这一代企业家中，柳传志、李家祥等不少企业家都有过或长或短的军营生涯。军人身上特有的高度责任感、荣誉感，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与创业企业家的“资质模型”契合度是很高的——美国西点军校就出产了众多企业家和CEO。 深圳优秀企业、企业家群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本文仅仅是以我自身经历和所见所感，略作一个解读。也希望籍此能引来社科学者的注意，对此作系统的学术研究，这对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思考和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应该有所裨益。（作者为万科集团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