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红周刊特约 李丹蓉 自“9·18”三大利好政策出台,国内A股出现两日强劲反弹后,无奈受周边股市暴跌影响,股指再次落入下降通道。短命的反弹让人们的希望又一次变成了失望,股市在一片救市声中依然按原有轨道运行。涨跌面前,人们表现的是忧郁、彷徨甚至愤怒,在一个信心极度缺失的市场,多空激辩成了干扰人的杂音、噪音!人们不禁反复思量,到底是什么让信心如此脆弱?是美国次贷风波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是救市政策力度不够?还是大小非的全流通之虑? 健全的制度化解全球监管危机下的信心崩溃 美国次贷风波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然而对比1929年的大萧条,我们隐约发现两次危机的情况有些不同。1929年的大萧条是在投机过剩后实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金本位制度导致的经济衰退,道指从1929年秋到1932年共下跌了89%。而这3年期间,美联储执行的都是反通胀和经济紧缩政策,造成失业率超过25%,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929年峰值时的50%。而目前这场金融灾难没有造成这样的失业率,它更多体现的是金融监管的失败,是世界范围的监管体系危机。虽然我无法预言本轮危机是否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统一有效的全球监管体系,但我看到了在美联储协调下世界范围的联手救市行动。在这场拯救世界经济的保卫战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是积极参与并整体配合行动的,也许这场持久战还远没有结束,在谨慎看待救市行情的同时,管理层也应该反思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的监管问题。纵观金融历史,每一次危机的发生都会导致新体制的诞生,与其盲目悲观地讨论危机的可怕性,还不如快速制订更有效的监管制度,从制度上化解对危机的恐惧。 持续连贯政策缓解疲惫的信心 反弹行情为何总是如此短暂?汇金的出手未能成为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融资融券的信息明朗,造成的是券商股板块借利好集体拉高跳水的表演;与地产相关的政策放松带给人们想象,然而机构在地产股的介入战战兢兢(从公开交易信息观察,最近地产股有机构买卖操作,但大举入驻仍未形成,相反这种机构之间的买卖博弈,正反映了市场的矛盾心情);十七届三中全会定调的支持农村改革问题对农业股的长期利多,反映到股市却是机构借利好出货;医药改革让利于民的实质利好虽带给医药板块个股躁动,但热点是否依然昙花一现?热点轮动快且不能持续的行情,反映的是人们信心的极度疲惫与匮乏。 然而利多终会有累积效应,在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下,货币政策已经由从紧转向适度放松,下调的存准金率和存贷款利率验证了这个观点,货币与财政政策正在双管齐下地为保经济增长做出努力。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量不下六成的农业大国,农村的体制改革带给我们的是有效刺激内需的信心,它将引发一场内需型行情。医药改革的启动,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医药行业的机会,更应看到政策对刺激经济的决心与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层更应该有果断的决策,有力地鼓舞人们的信心。 大小非带出供求矛盾的信心之辩 在大小非冲击的预期下,人们开始思考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差距。然而,不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有多大差距,沽出的力量有多强大,但这些资金一方面可以缓解企业需求,另一方面也变相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不论资金流向哪里,都会增加那个领域的流动性,加之货币政策的适度放松,会缓解趋紧的资金面,从而形成新的供求关系。当然,新供求关系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在旧有矛盾没有彻底解决之前,政策应该尽量避免新矛盾的产生,进一步从资金面给人信心。 华尔街有句最古老的格言“号角响时就卖,锣鼓响时就买”。该话的一个有力证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号角没有带来股市的繁荣,但当1953~1954年经济衰退的鼓点声渐渐来临时,股市却意想不到地起飞了。”(摘自《伟大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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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我重提此话,并非号召大家不顾一切地冲锋上阵买股票,而是给自己的一个命题:如何面对持续的暴跌?1929年的大萧条为美国造就了证券之父格雷厄姆,“他使‘投资’这个概念最终在华尔街出现并逐步取代‘投机’而成为主流”(摘自《伟大的博弈》),而我们的A股市场在出现一大批破净、破发股票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拿出勇气,拿出信心挑选我们心中的合格品种? 此刻,我想说:信心比黄金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