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成远 今年5月底，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正式履新，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份被视为经济学家最高殊荣的职务，第一次落到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身上。 同时，这一任命也引发人们的诸多好奇，主要集中在：这位1979年“叛逃”大陆，切身感受并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整个过程，又获得过西方顶尖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者，究竟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他将如何把从中国改革得来的经验和认识，发展成一套可供指导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理论。 英雄历史观 在前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一书中，林毅夫并未排斥“黑天鹅”式的偶然性事件对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影响，比如他说，“运气作为长期收入不收敛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一些陷入贫困陷阱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和地区会在突然之间开始动态增长，如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及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触发了这种突然的增长呢？”接着，林毅夫将历史上实现奇迹增长的经济体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思想观念的革新和政治领袖的抱负，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应该会和大部分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假设都不一样。 包括最近张五常写的一篇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长文中论述的观点，都多少带有主流经济学（或者说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固有看法，或者说西方的偏见。张五常认为，掌握独立的土地审批权力的县之间的竞争是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最近十多年高速增长奇迹的原因，并认为县际竞争是目前中国发明的“最好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创新背后的原因被张五常纳入了他一向擅长的产权理论。而一直以来许多研究发展和转型的经济学家也都或多或少的和张五常抱有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制度塑造着一个社会的激励，是一国经济绩效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而受到西方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很多经济学家又倾向于认为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是好制度产生的基本条件。 林毅夫却认为，这些关于好坏制度的解释固然言之成理，但不免有“事后诸葛亮”之嫌，比如主流经济学理论都产自业已建立了完善私有产权制度的发达国家，不得不让人怀疑目前理论所依据样本的可靠性。他指出，这些理论比较容易解释哪些因素导致一个国家出现好的制度，比如地理环境、资源要素禀赋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等，但它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20世纪60年的东南亚、70年代的智利、80年代的中国、越南和印度等国家在制度没有进行大规模根本性的改变，没有进行东欧和苏联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实现私有化等产权改革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了经济的动态增长，而后者的改革效果今天看仍然不佳。 接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的林毅夫，却更加深刻的体察到一些中国改革的内在历史逻辑，而对西方学者的“本本逻辑”，以及市场经济成熟的经济体的现成制度抱有一种批判和扬弃。比如，他相信凯恩斯的名言，“但是，不论迟早、不论好坏，危险的是思想而非既得利益。”同时，他又有着马基雅维利式的对政治领袖的适度亲近，比如“政府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重要的制度。政府采纳的政策将会塑造经济中的其他制度和激励结构，并影响它们的质量。”他还说，“对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政治领袖──特别是那些通过长期革命或奋斗使自己的国家实现经济和政治独立的第一代领袖，其动机往往是对于国家现代化的内在渴求，而非个人的既得利益。”这些言论使他的理论散发出带有浓重东方色彩的英雄历史观的味道。 林毅夫认为，主流社会观念（思潮）会影响政治领袖的决策，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最后才是改变制度，创造新的激励结构，出现经济增长，这才是东方式的实用主义的成功逻辑。对思潮、政治领袖的抱负和政府塑造制度的认识构成了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的核心假设，他关于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完全从这几个假设出发。 与杨小凯的争论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在2002年的一次讲座中提出“后来者的诅咒”的概念，其核心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以至于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而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可能陷入所谓“后发劣势”的失败。杨小凯还专门列举了中国忽视制度建设所带来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呼吁中国政府在从事经济改革的同时，尽快开始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制度性建设。 随后，林毅夫专门撰文与杨小凯商榷，意在阐述他所认为的制度先行不是必然的观点和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林毅夫指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构成了所谓的“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是毋庸置疑的。林毅夫进一步指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 争论双方的背景和经历迥异，比如杨小凯在文革中遭遇不公对待，于1983年赴美留学，之后长期从外部批评中国制度，林毅夫正好相反，1979年“投奔”大陆，多次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但两人都异常关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命题，给出的答案却显得针锋相对。但其实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虽然杨小凯的一些观点比较超前和激进，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否定发展中国家可以运用较低的成本摹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后发者优势”，而只是指出，人们不能只是单纯满足于技术摹仿而忽略制度建设。在这一点上，他和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的观点其实并不矛盾。可以说在最终求解的根本命题上，观点激进、信奉自由市场经济、晚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和师从发展经济学大师西奥多·舒尔茨与农业经济学大师的盖尔·约翰逊的林毅夫实际上是同道中人，只是林毅夫的研究方法和杨不同，走的是一条更重视实证的路线。 林毅夫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二战结束后，中国、印度等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违背比较优势规律的工业扶植政策，解释了其背后的思潮和政治家抱负的成因，以及由此导致的农业补贴工业，工业没有自生能力等后果。由此，林毅夫提出依据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是清楚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禀赋结构的关键其实是要素市场的价格，这也是我国进一步改革的重点问题。由此，林毅夫还建议，政府可以承担信息服务的职能，这个职能的核心问题可能还是要素价格的合理化和透明化。
多年来，华盛顿共识十项政策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实现经济增长的不二法门，但利率、汇率的市场化，以及产权私有化的程度都是中国改革实践中一直持保留态度的几项政策。林毅夫很可能是在认同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各项政策实施的步骤顺序有自己的看法。同时，他重视个人和地方自发的创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革不应该硬性的根据某些成熟经济体的既有规则去执行，这也可能导致他会和世行的其他经济学家产生不可避免的分歧，并给其工作带来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