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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 忘掉“次债危机”这个词汇吧！“次债危机”虽由“美国制造”，现在却已不是唯一的焦点。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词汇来给它定义——“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够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暴中独善其身。 一个月前雷曼兄弟的破产，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平素以“信赖”和“力量”等标志性口号为诉求的欧美各大金融机构在一夜间变得风雨飘摇。还没有哪个行业，能像一直高高在上的金融业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被如此戏剧性地重塑格局。随着股指的狂泻和一个又一个援救计划的出台，信贷危机正以人们始料未及的速度席卷西欧、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香港乃至印度，并从金融业蔓延至实体经济，成为一场实实在在的全球危机。 那些在危机面前反应迟钝的各国政府为自己的盲目付出了巨大代价，让整个世界重新定义它在新世纪所需要的经济领导力：争吵不休的美国国会二审终于通过了财政部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助方案，看到的却是资本市场如过山车般的表演。现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放任雷曼兄弟破产是一个巨大错误——货币市场各方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一方的崩溃能够导致整个市场的瘫痪，最终演化成一场国际危机。即便在救市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仍因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不愿意对私营领域进行直接注资的信念而浪费宝贵的救援时间，从而加重了危机。 在差不多近一年的时间里，欧洲和亚洲国家都对这场发源于华尔街的危机作壁上观。在美联储一路降息为市场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之时，欧洲和亚洲的央行却坚持视通货膨胀的不断攀升为洪水猛兽，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现在，这两个地区正成为政府拯救的新实验场——直到9月底，德国政府还在为美国在金融领域超级霸权地位的终结而欢呼，并批评邻国政府对银行系统的担保政策，结果却发现自己迅速成了新的危机焦点，不得不颜面尽失地推出更大规模的担保政策。 结论已再清楚不过，面对这种典型的“市场失灵”，各国政府必须搁置在意识形态上的桎梏，以邻为壑的时代已经结束。各国政府（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仅需要频密沟通，更需要一致协调行动。过去的危机已证明，以个案为主线分而救之的策略只会收一时之效，并不能阻止恐慌的传染。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大央行最近携手紧急减息是就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全球对通胀的担忧终于开始让位于经济衰退的风险。这为各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欧元区15国政府最终采取一致战略集体行动（尽管具体的拯救策略各异）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全球应对危机的大致政策框架：向银行系统直接投资，向银行存款提供保险，为某些银行债务提供担保，或者直接对银行进行国有化。 即便最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奉者现在也得承认，这并非社会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正如英国首相布朗所呼吁的那样，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以因应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有时，的确需要一场严重的危机才能让人们同意我们真的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经济进步的福祉固然要人们一起分享，经济危机的苦痛更需要人们的共同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