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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个路障就能赚钱，很多人就会去设路障，这就是寻租社会。很多地方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都会倡导一句口号：要想富，先修路。但路修好后，对待路的法子不同，则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
经济发达的地区通常路况较好，虽然也有不少收费站，但至少能保证一个恰当的间距。而经济欠发达的地方，除了预设的收费站，还有很多自发的收费点，这些收费点通常都是沿途的村庄在路上设的，并且通常收费点越密集的地方，路况就越差。
然后你就能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同样一条新的公路，在发达地区还是崭新的，而在欠发达地区就变成了补丁和窟窿。可见，路是修好了，想富的法子不当，也未必能富。或者说，这种通过设路障的方式来致富，充其量也只能致富一小部分人，和政府修路的目标相距甚远。
每次看到这种情形，不禁感慨，路障越多，其实就是寻租越普遍，而这种寻租社会是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的。
由此可见，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越会选择寻租模式，而这又进一步导致经济陷入贫困，于是贫困陷阱就这么产生了。
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就是不恰当的社会福利导致的长期贫困。一些地方属于贫困县或者镇，于是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来扶持这些地方，结果造成这些地方长期依赖转移支付，把精力和资源都用于游说上级政府去了，而不是设法培育当地的经济。这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担心的，不恰当的社会福利会激励人们懒惰。正如不恰当的对外援助无法改变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贫穷一样。
贫困陷阱的出现是寻租社会的必然。这点和通常的理解有些不同。著名学者奥尔森曾经给出了一个经典的比喻：坐匪和流寇。我把奥尔森的思想转换成这样一个故事：假如有个地方叫花果山，这花果山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当地居民安居乐业。但适逢乱世，盗匪横行，任何一地都不能幸免。花果山也是隔三岔五的受到盗匪的袭扰，苦不堪言。这个时候来了一股悍匪，看中了花果山的风水宝地，打算常驻。于是这股悍匪一方面向花果山的居民收取保护费，另一方面负责抗击其他盗匪的袭扰。看到这，假如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种生活？
按照奥尔森的理论，两害相权取其轻，前者是流寇，后者是坐匪，相对来说坐匪对居民更有利。原因在哪里？因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流寇是一次性博弈，不讲信用，也无所顾忌，因而通常都会涸泽而渔，对居民的掠夺程度最深。而坐匪和居民之间形成重复博弈，坐匪会因此考虑长期收益最大化，因而会采取对当地居民一个适度掠夺方式。所以，奥尔森说，假如就坐匪和流寇可以选择，还不如选坐匪，至少坐匪还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
如果单纯从奥尔森的逻辑推理看，似乎无懈可击的。居民交给坐匪的保护费，就相当于交税。而坐匪相当于提供了防务等公共品。但奥尔森实际上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坐匪模式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寻租模式。保护费不过是居民上交的租金。因此，无论是流寇还是坐匪，都形成了某种寻租社会，只不过租金的缴纳模式不同，流寇是随机的。坐匪是固定的，仅此而已。同样是寻租社会，都不可能激励当地居民创新，当然也就不可能促进当地经济的长期增长。因而，表面上看，从流寇模式转为坐匪模式，居民的生活环境稳定了，似乎福利也得到改进了，但实际上由于寻租本质没有改变，这种稳定只能体现在经济发展低水平循环上，而不是创新式进步。由此可以看到，为何在寻租社会比较普遍的场合，即便是朝代更迭，也仍然无法带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想想文人们经常歌颂的康乾盛世，究竟带来繁荣了么？其实不然。没有创新的繁荣都是虚假的繁荣，都不能持久。这种繁荣不过是寻租社会兴盛的假象而已。
因此，无论是流寇模式还是坐匪模式，终究都是靠收取保护费为生的。收租的花样翻新，但本质没变。搁到现在，就是各种过路费、管理费、吃喝拿等等。总之，要想办成一件事情，就得经受雁过拔毛的场景。不拔掉几根羽毛，是无法成就事业的。当然，羽毛拔多了，自然也就没有事业可言了。2008年美国开始次贷危机之后，旅美的华人纷纷回国考察。笔者也不免要宴请几次。席间友人说，看看北京的餐馆如此繁荣，就知道中国的经济多么有活力。笔者委实不敢下明确的论断，只是对友人说了个模棱两可的判断：餐馆的繁荣如果是寻租社会的一种体现，那么未来的经济就不乐观了；如果餐馆的繁荣是社会交往的体现，那么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时至今日，您觉得是哪种结果？
路障越多，其实就是寻租越普遍，而这种寻租社会是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