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郝智伟 “似乎矛头都指向了我们，我们真的很无奈。”某知名信托公司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就在上个月月底，业界突然传出银监会叫停商业银行融资性信托担保业务的消息，而坊间也同时开始盛传，银监会的多个部门近期参与撰写了有关融资性信托担保的调研报告，并考虑严格规范相关业务，以防止银行为规避贷款规模限制而借道信托公司，导致政府对银行信贷监管的“变相”失控。 一时间，很多积极参与这些融资性担保业务的信托公司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只因它们为银行变相发放贷款提供了便利，充当了银行逃避监管当局规制的工具。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目前国内的融资性信托产品只占贷款总市场份额很小的一部分，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填补银行紧缩贷款所遗留的短缺空间，但是由于类似的“过桥”贷款使其在银行贷款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条全新的资金链，而这个资金链又并非处于在银监会的直接监控之下。另外，信托公司在融资性产品上的监控、管理、经营的能力或经验都不及银行，抗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弱，但是对信托项目收取1‰的担保费，商业银行则需承担和贷款一样的风险，使得很多信托项目存在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向银行转移，因此整个链条中某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形成更为复杂的金融风险。因此，监管部门对类似业务的担忧还是存在其合理性的。 叫停贷款腾挪 某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经理杨硕（化名）不久前拿下一份为客户“量身定做”的信托理财大单，某企业集团和杨硕所在的银行签订了一份金额达数亿元人民币的委托理财协议，协议中，银行方面将通过和一家信托公司签署信托协议，向一家急需资金的房地产公司发放信托贷款，该企业集团的资金将被用于开发一个因资金匮乏而几乎陷于停顿的楼盘，而根据协议，该理财产品的年收益率最高可以达到10%，远远高于目前大部分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并有银行为上述贷款本息的偿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但在5月底，因为银监会的叫停，该项目被迫中止实施。 这次备受诟病的，正是类似的由银行与信托共同发起、并由银行担保的融资性信托业务。“看上去它的主体是信托公司，但实际却是由银行主导的。”上述信托公司高管向记者解释道，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今年央行加大了收紧银根的力度，各商业银行都被信贷紧缩政策所束缚，特别是房地产等宏观调控重点实施的行业，因此很多银行基本无法对那些急需贷款的被调控行业企业充分开展贷款业务。 于是银行才有动力，通过所谓的“信托+理财”方式，以信托之表，行“放贷”之实。也就是说，银行通过类似方法将募集到的资金通过信托方式发放给资金需求方，用于替换商业银行的存量贷款和新发贷款。 “通过这种方式，信托公司得利不多，但是银行却获益匪浅。”某商业银行的知情人士证实了以上说法。他进一步阐述说，通过这样的操作，银行首先是做了一笔中间业务，尤其是这并不占用任何的贷款指标；其次，银行留住了优质客户，还得到除中间费用以外的其他派生收益。公司客户通过信托融到资金后，银行可以陆续得到贷款投放对象那不菲的对公存款及其他对公业务。而信托在整个过程扮演的“小窗口”角色，也注定它只能拿到利润的小头，因为资金和客户两大资源都掌握在银行手中，在这样一个渠道为王的市场上，银行获取大部分利润也无可厚非。 “至于银行为什么要为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提供担保，”上述信托高管续称，“这主要是出于信托公司的要求，即便客户不要求这些，按照业内的惯例，也需要由银行提供相应的信用增级，这样，信托公司才能保证把自身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由主导的银行来承担主要风险。” 不过，担保仅仅是银行向融资性信托提供信用增级的方式之一，此外，还包括商业银行总行提供书面授信协议或提供后续贷款，而这些协议往往不会公开，当双方达成协议后，直接交给信托公司。 “这不过是信托公司对于银行“过桥”要求的小小“对价”，除此以外，我们也要求不了什么了。”该高管最后说道。 创新力依旧 记者辗转从某信托公司获得的内部研究资料表明，截至去年底，信托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近万亿元，据年报披露和用益信托工作室的统计，在银、信合作方面，银行发行的信托类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占银行全部理财产品比重达到32.5%，占信托总资产的44.38%，总量达4000亿元。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研究员李勇博士称，银、信合作由来已久，由于信托没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和多样化的渠道，但在金融产品的创新上却是能力非凡，而银行则恰恰相反，因此银行和信托公司之间一直就存在相互补足的内在结合力和驱动力，特别是在这种融资性信托的合作上，曾经非常地频繁。 监管层在此时关注，其实是出于保证调控效果的考虑。目前通胀居高不下，流动性加剧泛滥之时，信托公司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银行谋求“变相放贷”，这种金融创新明显有悖于管理层的意图。 根据该研究所发布的报告，今年2月以来，此类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的发行数量逐月大幅递增，截至4月底已超过280款。因此，监管层便出台严格的“窗口指引”，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对当下这一时期此类创新业务的特殊管制。 政府的针对性管制并不会影响信托公司的生存之本——金融创新力。向记者提供研究报告的信托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表示，即便监管层要求信托公司停止此类融资性业务，信托因此受到的影响也比较有限。 一方面，当银监会颁布信托“新规”之后，通过对相关政策的解读，可以认为，融资性信托已失去管理层的支持，而投资性信托才是未来的希望，这才是未来信托公司加大创新力的方向。 因此，很多大型的信托公司早已开始主动缩减融资性信托业务。 另一方面，此类业务收入占信托业务总收入的比重还很小，因此放弃此类业务创新的代价还不算巨大。据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48家公布年报的信托公司在融资性信托业务上的收入不足总收入的5%，如此比例自然难以撼动信托公司牢固的收入基础。 特别是在信托“新规”实施后，制度框架更趋规范，信托公司的功能定位更加清晰准确，业务创新、产品创新不断出现。事务管理型业务和资产管理型业务，将成为信托公司实施创新的主攻方向。 而私人股权投资（PE）更是新政实施后信托公司竞相追逐的一个新的业务领域。股权投资基金是名副其实的信托业务，也是最高级、最典型、最具前景的信托业务。由于信托公司既有融资功能，又有范围广阔的投资功能，是目前唯一既能投资资本市场，又能投资货币市场，还能投资实业市场的金融机构，这其中的创新空间非常巨大。
尤其是银监会今年3月发出的《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征求意见稿）明确表示出了银监会对信托型PE支持的态度。因此，设立和运作股权投资基金完全有可能成为信托公司的一项重要业务。 “也许从长远来看，融资性信托的受阻，对于信托的发展是个利好，这减少了信托公司对于非典型业务的依赖，而专注于信托业务的创新和发展。要知道，这才是中国信托行业的未来。”该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