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岳占仁 “咕噜”（guru）者，大师之谓也。这个词源自梵文，字面意思是“驱散无知的黑暗（的人）”，在古印度是对宗教师尊的敬称。到上世纪下半叶随着商业研究和管理咨询业的勃兴，这个字眼被引入商界，于是就有了“管理大师”（managementguru）这顶高帽子，由好事者把它戴在那些热门的“商业思想家”的头上。 达文波特（ThomasH.Davenport）就是这样一位以研究管理大师和商业思想为乐事的学者，这位Babson商学院教授刚刚公布了一份最新的“商业思想家排行榜”。这份榜单采用了3项指标，一是反映综合关注度的谷歌搜索次数排名，二是反映学术界关注度和认可度的SSCI（社会科学引用文献索引）引用次数排名，三是基于LexisNexis数据库的媒体出现次数排名，最后将3项排名分数加总得出总排名。在这份榜单中，知名战略思想家加里·哈默尔拔得头筹，畅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分别列第二三位。 不要小看“咕噜”这顶帽子，它在传播管理概念和推高大师身价方面经常能够发挥神奇的作用。美国演讲代理机构的资料显示，今天一位顶级管理大师的出场费都在5万~7万美元之间；加上著作版税，年收入可达百万美元。并不是管理界所有人都对这个头衔趋之若鹜，亨利·明茨伯格虽然被奉为大师，但是却反感这个称呼，“如果非要给我一个印度字眼的头衔，我宁愿那个字眼是‘swami’（学习者）。” 不过，透过管理大师的光环，我们还是能够在这个“咕噜”名利场上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流行的管理概念背后是波澜壮阔的商业图景。大师之所以备受追捧，往往是因为他们对商业时代潮流的感知和把握，他们提出的概念和理论体系针对的是当前企业管理者普遍关心的问题。目标管理和战略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基于50年代以来商业环境的长期繁荣稳定，管理者们觉得似乎一切都可以预测。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对日贸易赤字持续增长，爱德华·戴明和全面质量管理（TQM）就成为美国商界的热门话题。 那么，纵观排行榜里这些流行的管理大师和商业思想，可以发现哪些代表商业时代潮流的管理课题呢？ 创新 创新话题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受到持续热切关注同样与商业背景有关，其中最明显的因素是上世纪90年代风行一时的流程再造、结构重组、企业瘦身、ERP、CRM等针对效率提升的管理优化项目已进入收益递减的阶段，此时企业单单依靠这些以节省为主旨的方法势必捉襟见肘，于是一些敏感的管理者率先把目光转向投入产出等式的另一端，即价值创造上来，而价值创造的正途即在于持续创新。在创新话题方面，风头正劲的大师首推加里·哈默尔。 哈默尔在引领管理学时尚方面似乎有独到的感知能力。在1990年，他与普拉哈拉德提出“核心竞争力”概念，让那些感觉环境越来越动荡的企业管理者感到很受用。现在他的研究重心转向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管理创新的影响，去年出版了《管理大未来》（TheFutureofManagement）一书，从管理学发展史的宏观视角对当前管理创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了梳理，认为目前企业管理基本上是“21世纪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流程、20世纪中期的管理流程和19世纪的管理原则”的三位一体。为了更好地创造价值和打造持久的竞争优势，管理者应当大胆而富有想象力地开发和运用互联网的力量，因为无论是在放大人的能力还是在聚合人的能力方面，互联网都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空间。 在创新话题上，克莱顿·克里斯滕森的研究由于以产业竞争为关注焦点，所以能够更直接地触动企业管理者的神经。比尔·盖茨曾经戏言：“自从克里斯滕森提出颠覆性技术的理论之后，出现在我桌上的每一份提案都自称是‘颠覆性的’。” 在《创新者的窘境》和《困境与出路》中，克里斯滕森集中阐释了颠覆性技术的概念。颠覆性技术的代表，例如本田的SuperCub摩托车和英特尔的8088处理器，它们从市场底层打入，逐步扩展，最终在市场高端将对手挤走，改写了产业竞争的规则。相反，一些受人尊崇的企业因为没有把握住市场与技术突破性变化的时机，最终丧失了行业领先地位；很多公司对原有的系统结构已有大笔的投入，极难彻底割舍，于是他们一边口口声声要创新，一边却极力回避对原有稳定状态的威胁，于是，“往日的成绩成了创新的绊脚石。” 激励与领导力 近几年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断有心理学专家和畅销书作家跻身大师之列，例如畅销书《引爆点》的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以及畅销书《情商》的作者丹尼尔·戈尔曼。激励和领导力是管理界的永恒话题，有“管理的黑色连衣裙”之称，这一领域的新思想总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根据戈尔曼回忆，“情商”的概念是耶鲁大学的萨洛维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梅尔首先提出，发表在一份专业而偏僻的学术期刊上。当时戈尔曼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负责跟踪脑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一概念的重要性，随即马上动手采访、研究和写作。借由戈尔曼的生花妙笔，“情商”、“同理心”、“协作心态”等概念在企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加德纳则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先后在哈佛攻读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他在1983年出版了《智能的结构》一书，其中阐述的“多元智能理论”让他迅速蜚声学界。加德纳的思想对教育和培训工作有很大的启示，一些咨询公司是多元智能理论的忠实拥趸，加德纳让他们认识到人们的学习方法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在设计培训课程时有意识地纳入数据、故事、图像等多种元素，以方便不同倾向的学员学习。加德纳最近的著作是《未来的五种智能》，阐述了面向未来领导者需要具备的技能，例如把不同的思想整合在一起的“综合力。 哈默尔从管理创新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更广的看待激励问题的视角。他认为目前多数组织还是传统官僚制的思维模式，管理者首先想的是“如何让员工服务于组织的目标？”，为了激励和激发创新，管理者的思维应该转变为“如何改造组织，以更好地激发员工的创造力、热情和主动性？”。 哈默尔的建议知易行难。有一次他向一位“发表在顶级杂志上的论文数量比自己吃过的热早餐还多”的学界前辈谈了自己关于管理未来的设想，这位前辈在听了之后以安慰的语气对他说：“这些都是很棒的目标，但是它们与大型组织的根本特征完全背离。大企业就是那副样子。”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是说明了哈默尔太过空想，还是这位前辈太过保守呢？ 全球化与新兴经济体 根据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的数据，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销量已超过200万册。这本书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符号。全球化的潮流把越来越多的企业卷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世界是平的》畅销的背后，是管理者理解这个更广阔的世界的渴望。正如Gartner咨询公司的副总裁麦克唐纳所说，“面对急剧变革的世界，人们自然希望寻求一个框架来帮助他们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在发生何种变化。”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弗里德曼指出，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革命和开放源代码运动共同创建了一个“平坦”的世界，过去与权力和财富中心无缘的人得以直接参与赚钱和制造舆论的活动，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改写国际竞争格局的机会。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显得过于乐观了，发展中国家感知的世界远没有发达国家的那么平坦。全球化对国家、公司、团体或个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恐怕还需具体分析。 普拉哈拉德是为数不多的关注新兴市场的管理大师之一，他和哈默尔1995年合作推出《竞争大未来》成为当年的最佳管理图书。最近几年，普拉哈拉德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阶层上。在《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一书中，他提醒跨国公司要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阶层所蕴藏的市场潜能。根据他的计算，世界九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南非和泰国）的购买力达到12.5万亿美元。如果这些市场需求以适当的方式得到开发和满足，对于跨国公司和贫困者而言将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他盛赞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市场策略：将洗衣粉和洗洁精改造成单位价格低廉的小包装，这种新策略为联合利华成功赢得了印度农村市场。 虽然普拉哈拉德声称《金字塔底层的财富》来自自己思考贫困问题的“漫长而孤独的旅途”，但是他的兴趣却并非慈悲为怀的人道主义，他认为慈善机构对穷人的施惠过多并非好事，“穷人应该成为市场上真正的力量”。这句话看似宗教偈语，却已经在很多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大力进军低层市场的行动中得到体现。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明茨伯格对美国式的股东价值至上的资本主义做了尖锐批判。他认为，股东价值至上是一种对企业成功的狭隘定义，正是它使得美国社会越来越失衡。“安然事件是一个非法的堕落，但是它也揭示出那些普遍的合法的堕落——价值理念的堕落、心态的堕落、责任的堕落。这个体系从根本上就是一个病态的体系。”在《管理者而非MBA》一书中，他认为片面强调分析算计的传统管理教育在社会失衡问题上扮演了一个助纣为虐的角色，因此迫切需要改革，一个平衡的社会离不开心智平衡的管理者。此外，明茨伯格还强调在政府和企业之外，“社会部门”（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维系社会平衡方面的独特价值。他目前正在写作一本题为《超越斯密和马克思：迈向平衡的社会》的“电子版小册子”。 在社会责任方面，查尔斯·汉迪也是一位多产的思想家。汉迪认为企业要持续发展应当首先明确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不应该是股东价值，因为那样以来管理者会把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都视为“成本”，这种情况下将难以产生共同的归属感。企业的目标应当是它自己，汉迪把这称为企业的存在主义。而为了成就自己，企业需要与股东、员工、顾客、供应商、政府、社会公众六方利益相关者达成一种平衡的六角契约关系。 汉迪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现代社会价值的失落。《圣经》里上帝说，“我将给你一块白色的石头，上面刻有唯有受赐者本人知道的名字。”汉迪认为，人生就是在寻找这颗白石头，而只有坚持不懈自我追寻的人才能最终获得白石头，成就真正和完整的自我。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Eudaimonia”（积极的幸福）的观念可以作为个人和组织成功的标准：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到最好，同时为他人谋福祉。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商界人士开始找寻这块白石头。以比尔·盖茨、巴菲特和美国前总统戈尔为代表，全球商界正在兴起一轮慈善和环保事业的热潮。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在聚集起可观的财富之后，他们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自己则投身社会事业，这样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商业经验运用到社会事业中来，一些商界的做法，如“慈善创投”（venturephilanthropy），大大提升了社会事业的效率。他们的这批人与那些老派的开支票型慈善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迪把他们称为“新慈善家”。 弗里德曼也及时地搭上了绿色花车，把写作的方向转向环保主义，他的新书《火热，扁平和拥挤》（Hot,FlatandCrowded）将于8月份面世。弗里德曼在书中解释了9/11、卡特里娜飓风和世界的扁平化是如何形成一种合力将气候和能源问题带到街头的，但是被政界和媒体高谈阔论良久的环保革命实际上还没有开始。他号召美国深刻认识酝酿中的新能源技术的颠覆性，主动引领这场变革大潮。如果采取适当的环保策略，各国是可以实现健康、富裕、创新、效率和安全等多个目标之间的共赢的。——共赢的故事总是动听的，但是弗里德曼的这本新书有多少真正启发的思想，又有多少是他所讥讽的高谈阔论，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