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和森 和森，出生于1964年7月28日。陕西西安人。1997年7月至2000年9月，先后担任《华商报》社会新闻部副主任、主任，采访中心主任，总编助理、编委，报社党总支副书记等职。2000年9月起，任《百姓生活报》社总编辑；2002年3月起，担任福建《东南快报》社副总编辑；2004年1月起，任陕西美报执行总编；2007年3月起，任《江汉商报》执行总编辑至今。 热爱与奋斗，让梦想照进现实 1997年3月，西安《华商报》改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招聘记者。得知消息后，不“安分”的我又开始为自己设想更宽广更高远的未来。向单位请好假后，便直奔西安参加考试，在400多名参考者中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过关。 在这之前，我有着让别人羡慕的铁饭碗。1983年的春天，我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一纸招工通知便到了我的手中。母亲提前退休，给了我一个顶班的名额，从此，19岁的我便进入了当时人们羡慕的邮电局，成了这个“铁饭碗”行业里的一名投递员。一身绿制服，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车梁和后衣架装着满满当当的报纸、包裹、信件，当时很流行的那种军绿色“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小挎包，是我每天穿行乡间必有的时尚装扮。但是，在我的心中仍然有着一个关于文字的梦想。 于是，我便开始了“小豆腐块”时常见诸报端的小成功。看到我的文字变成了散发着油墨香的铅字，看到了所采访的乡村和村民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竞相阅读着一二百字的身边新闻，听到他们一声声地称呼我“和记者”，我心里真是很开心。正当我准备扎根农村多采快写的时候，一纸调令把我从乡镇邮电支局调到了县局载波室，由一个天天外跑的工种变成了8小时倒白班夜班的机房值班。看着那一排排我并不熟悉的载波设备，初到新岗位的那一个月，我几乎天天守着机器发呆，一个字也没写。虽然捧着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可我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苦闷。枯燥沉闷的机房，机械重复的工作，现实与梦想相去甚远。 1989年8月，县委通讯组招聘新闻干事的消息又让我看到了破土而出的希望。瞒着家人，背着单位，带着兴奋，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考试，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从邮局大院迈进县委大院。 在县委通讯组上了两个月班之后，我才忐忑不安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不出我的意料，母亲初听消息，伤心欲绝地在电话里一阵痛斥：“这个‘铁饭碗’来得多么不易，就这样被你给扔掉了！”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中，除我之外，其他人的工种都不好，这个母亲端了35年的“饭碗”传承到儿子手上，却说丢就丢了，也难怪她恨铁不成钢。虽然理解母亲的苦心，但是，好不容易向着心中的梦想更近了一步，我当然不会放弃。更何况，还有父亲支持我：“儿子有理想，就应让他朝着理想走！” 在县委通讯组一呆就是8年。作为新闻干事，主要是做好“陪采访，陪下乡，陪劳动”的“三陪”工作。在陪同上级媒体采访的时候，我不仅结识了很多优秀的新闻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让我终身受益的经验，而且为我以后进一步向理想迈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邮局工作是我的“铁饭碗”，新闻干事是我的“瓷饭碗”，那么，在1997年，我选择了一个让自己永远不可能再回头的“泥饭碗”。 接到录用通知时正值清明时节，春雨终日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婉言谢绝了单位的挽留，临行前的晚上，杨兴昌专程赶到家里为我送行，两人把酒道别，醉意朦胧中畅谈人生理想。从家里到车站大约有一公里，我和杨两人，你扶着我，我搀着你，颇有几分悲壮。挎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挎包，包里装着几年来发表的作品和一本厚厚的字典，兜里揣着150元钱，告别了同事，告别了亲朋好友，登上了前往省城的夜班卧铺车。 那时的私营经济已开始活跃，车里大多是前往省城进货的生意人，一路上都十分阔绰地谈论自己的发财之道。我不经意地摸了摸自己羞涩的腰包，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闯出一番天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进入《华商报》社会新闻部，我像广阔海洋里一条找到自己梦想的鱼，不停地畅游，不知疲倦，激情燃烧。当时，《华商报》正在从商业报向都市报转变，作为首批创始人之一，我与昔日的老师一起并肩战斗，全力以赴投入到报纸的改版之中。 根据当时的报业环境，我提出以社会新闻为突破口，办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报纸，从一条街、一座民房来捕捉新闻。这一思路得到了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并很快付诸实施。《派出所抓赌罚款不开收据》、《东大街保安打人》、《神医胡万林》、《东方魔针骗局》、《韩国商人侮辱门迎小姐》等一系列舆论监督稿件的推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华商报》迅速在当地形成了影响。 同时，我主张以选题策划为主攻。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华商报》及时联系民政局推出抗洪救灾系列策划，在新闻报道的宣传引导下，全省人民积极响应，活动共募集救灾资金100多万元，救灾物资整整十大卡车，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省民政厅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1998年，《华商报》独家策划“西部记者东部行”，组织了10余人的采访团前往东部地区学习交流，把先进的发展思路、经营理念等带回西部，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1999年4月的一天，当记者们都像往常一样上班时，办公室的隔挡、桌椅突然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地震了！当我通知大家紧急疏散后，宽敞的4楼顿时空旷了，只有3部热线电话此起彼伏响个不停。急促的铃声回荡在空荡荡的办公大楼里，像强力胶一样将我定住：万分恐慌的读者需要报社的帮助！来不及多想，我抽身跑回办公室，将3部电话搁到一张办公桌下，又将另一张桌子倒摞在桌上，然后钻进桌子底下接起了新闻热线。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接了多少个电话，只知道自己一直趴在地上不停地向打来热点的读者喊：“地震了，请赶快转移到宽敞的安全地带！” 晃动停止了，大楼里，重新响起了一阵阵脚步声、说话声。当第一个推开办公室大门的总编辑张富汉将口干舌燥、筋疲力尽的我从桌子底下拎起来的时候，他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为了新闻，你连命都不要了！” 在一群将新闻看得比命都重要的新闻人的努力下，2000年，《华商报》突破了20万份的发行量，成为陕西都市类报纸的龙头老大。 在《华商报》的3年多时间里，我从普通的记者到部门主任，从采编中心主任到总编辑助理，从员工成长为5名高管之一，从县里走出的半专业记者踏上专业新闻人之路，这1000多个日日夜夜，是用心和苦历练的结果；更得益于我的两位导师——张富汉和刘东明，他们几乎是手把手的教我走好每一步；得益于我的同事们对我的认可和支持，令我欣慰的是我昔日的好几位部下现在都成为目前华商的高管或部门主任。没有这么一支优秀的团队和这块平台，我的“圆梦”计划可能会更漫长。也就是在华商，我找到了我爱的和爱我的人，我们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和我一样胸怀理想和志向的她，在那以后的日子里陪同我共度坎坷，分享乐与痛。 “叛逃者”：“和家军”出征 应该说，无论从工作环境，还是个人收获来讲，我都似乎应该满足了。然而，通过与许多同行的接触，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学无止境。我开始渴望走出这样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找一个新的哪怕是有挑战的平台，再次历练自己，也希望可以重新挖掘自己的潜力。这时，陕西未来出版社向我投来了橄榄枝，邀我加盟打造一张新报，也就是后来的《百姓生活报》。一边是怀着对《华商报》的感恩之情，一边是割舍不掉的奋斗之心。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放弃现有的一切优厚条件再拼一次。2000年10月，我离开奋战了近1000个日日夜夜的《华商报》，出任《百姓生活报》总编辑。
我离开华商的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迅速在西安新闻圈内传播，有的人认为我舍弃了一年30万的收入去拿15万的年薪是“脑瓜进水”，也有人说我不善于进入“圈子”而被“清理出局”……许多同事得知后纷纷加入我这支所谓的“和家军”。令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支60多人的追随队伍里，不仅包括从记者到编辑各个流程的采编人员，甚至包括伙夫和司机。为此，我主动找昔日的老总沟通，说明情况，并婉言谢绝了一部分追随者。 当这支浩浩荡荡的“和家军”从一张成熟上升的报纸奔向另一张新生力弱的新媒体时，各种版本的消息在西安传媒圈炸开了锅，一时间，我这个《华商报》的“叛逃者”成了名副其实的新闻人物。 由于精心的筹备以及来自全省10多家媒体精英齐心协力，2000年10月1日，亮相后的《百姓生活报》以其朝气和灵性让读者耳目一新，从版面设计到栏目的细化，贴近民生的内容实用可度，深受读者好评，被誉为“小华商”，“百姓生活报——老百姓自己的报”至今广为流传。 2000年12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到澳门濠江中学视察，给学生们出了一道数学题：“假设：任意一个星形，五个三角形，外接圆交于五点。求证：这五点共圆。”之前有一次到广东视察工作时，他也曾把这道题出给在场的地方领导。《百姓生活报》抓住“五点共圆”这一新闻点，号召陕西中学生都来做这道几何题。活动得到了教育部、省教委的大力支持，加印的三万份报纸被一抢而空，大大提高了报纸的知名度。 《百姓生活报》以关注民生为宗旨，短期内该报成为当地报业市场第二阵营的领头羊，被业内人士普遍看成是陕西“最具成长力的新兴媒体”。 寻梦之旅中，我狠狠地摔了一跤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当我沉浸在对成功的无限憧憬之中，一场突然其来的变故给了我和我的团队当头一棒。 2001年，以发行图书为主的未来出版社在这时调整了领导班子，新任领导决定调整产业布局，对报纸规模进行压缩。4月18日，出版社突然派来一个工作组，宣读了一项决定：除了保留总编辑之外，打乱现有班子和结构，全员重新竞聘上岗。 顷刻间，整个构架乱套了。当日傍晚，震惊整个西安新闻界的新闻终于发生了。报社的绝大部分中层提出集体辞职——这就是网上一度炒作的所谓“4.18事变”。这天，出版社来的新任领导和“钦差大臣”们组织的“高层会议”从早上9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当天下午截稿时，部主任没了，稿件没了。眼看着第二天的报纸出不来了，从晚上7点到凌晨1点，我跑遍了所有部主任们可能去的地方，一个个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将他们找回来，好不容易将稿子凑齐并分配到位。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毫无思想准备的我猝不及防，事情一处理完，心力交瘁的我再也支撑不住，“噗通”一下昏倒在地。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多小时后才苏醒了过来，望着天花板，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我怎么也想不通，一张发展劲头强劲的报纸为何会突然出现“休克”的局面。在家休养了两天，还没康复的我来到报社，此时发现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了。 消息很快传遍了西安传媒界，有人痛心，有人欢笑，有人幸灾乐祸地在一边偷着乐，各种流言蜚语像炮弹一样在我的身上炸开了花。从4月底，我淡出决策层，无心过问编采。出版社为了缩小投资规模，将《百姓生活报》由日报改为周报，并由原先的对开改为四开报纸，也从其最早定位为都市报的思路上转为做消费指南类报纸。 对于我这样一个视新闻为生命，视报社为家的人，《百姓生活报》的凋零让我成了一个没有家的孤儿。而对于那些当年义无返顾追随我的人，至今我仍感到深深的愧疚。 2001年6月，我彻底辞去了《百姓生活报》的职务。经过三个多月的反思，我悟到了：创办一张成功的报纸不仅要精于新闻业务，克服各种管理漏洞，而且要善于应对兄弟媒体的竞争；同样，也要时刻关注投资者的心态和底线，理想化的办报理念缺乏了信任的支撑是难以成大器的。 “成功之前必然会遇到挫折，在挫折中站起来，迎来的将是更大的成功！”寻梦之旅中，我狠狠地摔了一跤，可是，我并没有就此放弃！此时，爱人辞掉了工作，与我一道，用她无声的爱，挑起家庭的重担，安抚我受伤的心灵。 依然前行：跋涉在通往成功的路上 2002年3月，应福建省贸促会邀请，我在西安招聘了25名采编人员和部门主任，离开了古城西安，带着没有完成的使命，奔赴东南沿海，担任福建《东南快报》副总编，负责该报采编业务及报社流程管理。 福州是个很美的城市，可是这里报业却并不发达，缺乏老百姓喜欢看的报纸。初到《东南快报》的时候，它的发行量不足4万份，记者都很自卑，走出去不敢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是该报记者。我到报社之后，在报社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下，针对地域特点，迅速调整报纸定位，主张以“新闻立报、经营强报，活动促报”，策划了“百家企业大联合，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金桥工程”，解决了当地下岗职工再就业难的问题；“评选福州十大名片”，使福州成为旅行团体首选的目的地；“家有巧妇推选”，掀起了众多商家竞相参与和社区家庭互动的高潮。在坚持“日有看点，周有亮点，月有主题，年有报盘”的思路操作下，《东南快报》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低迷状态，拉近了报纸与市民、与市场、与商家之间的距离，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表扬。一年之内，该报成为福建省主流媒体，并跃居第二。 2004年2月，女儿大考临近，在我的合同到期后便回到西安。经过这次东南沿海之旅，我对南北文化的兼容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报纸的经营和管理上，得到了一次很好的充电与实践的机会。并且，对于整个新闻生涯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尝到成功的滋味。 只要心中有理想，地不分南北，想飞多高就飞多高。这是我从《东南快报》的成功上得到的启示，也是如今我来到荆州古城，与《江汉商报》结缘的动力。 2007年3月，应上海一家媒体的邀请，我和几个朋友准备去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闯一把。就在出发前3天，湖北正昌集团董事长邹昌浩先生在一个朋友的引见下来到西安找到我，表示有意在荆州投资报业，旨在打造二级城市一张主流都市报，并且这张报纸承载着当地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之重任。一座与西安古老文化相近的美丽的古城，一个敢为人先的纯市场化运作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一位有着和我一样对新闻事业执著并且愿意为之注入资本的投资者，具备了这三点，加上邹董事长的热情和迫切，最终，我说服了朋友，改变了飞往上海的行程，来到了古三国兵家必争之地——荆州。在飞机上，我就想好了一句广告语：品三国文化游荆州古城，读主流新闻看《江汉商报》。 在长江边上的沙市一家鱼村，为我接风的一位老报人酒过三巡后拉着我的手说：“你是‘秦人入楚’，切不可‘大意失荆州’哦！”我回答道：不拿下荆州，不再做报人！ 赴任《江汉商报》执行总编之后，我和报社领导班子一道，调整办报思路、定位和受众方向，大胆推行人事改革、版式创新，2007年的5月18日，在一座平静的城市里，“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相交融的一张报纸——《江汉商报》，就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亮相了。 “在短短一年内，《江汉商报》走过了同城媒体近十年才走完的路，与兄弟媒体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报纸影响力日益扩大，发行成为同城老大，广告与日俱增，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这几句话，是省、市相关领导及主管部门领导对《江汉商报》的评价。 有人说我是游走于大江南北的职业新闻人，我报之一笑。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如今的我，依然艰苦跋涉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无论目标有多远，无论未来还将经历多么残酷的考验，我依然前行。我相信，只要不断扇动飞翔的双翼，我心中的梦想终有一天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