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目前对于外资并购争议的实际市场效果，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由来者不拒的的拱手让出，转而变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抵制。
撰稿·马红漫
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桩热热闹闹的婚礼正在进行中。然而就在新郎新娘牵手欲入洞房之际，突然跳出一个第三者，高喊“这个婚姻不合适，我有更多的聘礼”。一下子在场的宾客哗然，喜庆的场面全部打乱，婚礼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如此的“闹婚”局面并非花边社会新闻，而是近年来在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时屡屡出现的景象。其中最为经典的一幕，甚至让“婚礼”推迟３年，以劳燕分飞而告终。３年前，美国投资公司凯雷与徐工机械签署投资协议，拟出资3.75亿美元现金购买徐工集团全资子公司徐工机械85%的股权。这一消息发布不久就引来了闹婚者。民营机械制造企业三一重工公开质疑徐工贱卖国有资产，并且给出比凯雷更高的收购报价。之后，尽管凯雷不断修改并购计划，但是最终还是无法完成收购。直至今年7月24日，徐工科技发布公告称，因为徐工集团、徐工机械与凯雷徐工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议已过期，公司不准备再与凯雷徐工就合资事项进行合作。至此，徐工、凯雷长达３年的“马拉松”恋情才画上了一个句号。
凯雷和徐工的婚姻闹剧绝非个案，近些年来类似的争议可谓层出不穷：法国SEB收购苏泊尔遭遇全行业企业抵制，东航联手新航因为国航搅局而告吹，而国有商业银行低价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更是不断地被质疑。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企业逐步国际化和海外投资资本继续看好中国，类似的问题还将会大量出现。因此，如何来看待和处理外资并购引发的争议，避免类似凯雷、徐工长达３年漫长损耗的出现，必须要从制度上作出提前安排。 首先要指出的是，与真正的“闹婚”不同，外资并购引发的争议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此前更多的民族品牌被外资并购的案例，正是因为没有引发争议和广泛关注，而最终被恶意雪藏，类似的企业名单很长，小护士、美加净、沙市日化、南孚电池、红心电熨斗……从这个意义上讲，更加公开透明的争议，有助于外资并购从开始介入就被社会公众所监督，避免外资恶意并购问题的出现。 然而，尽管“闹婚”有其积极作用，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并不乐观。由于“闹婚”现象日益普遍化，导致市场并购效率被大大降低。“闹婚”者拥有两大法宝，其一是开出更高的收购价格，简单的数字对比不仅让外资收购方难堪，更能够博得中小股东和社会舆论的欢呼；其二是动辄以“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压人，让出售方承受法律和舆论的巨大压力。 以笔者的观察看，目前对于外资并购争议的实际市场效果，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由来者不拒的拱手让出，转而变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抵制。这样的变化绝非理性做法，因为公众的态度和舆论导向很容易被业内竞争对手所牵引，最终导致监管部门和市场自发的辨别机制丧失。 以凯雷徐工收购案为例，针对三一重工叫价4亿美元来竞购徐工资产，就有业内人士直接指出其中不乏“吹牛”成分。而从市场竞争关系看，因为三一重工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在其中，因此很难判别三一重工的高报价究竟是缜密思考的结果，还是仅仅出于搅局的目的。同样，新加坡航空收购东方航空股权报价每股3.8港元，也遭到国航提出不低于5港元价格的挑战，并且最终因中小股东反对，使得东新合作泡汤。新航作为国际著名的优质航空公司，其管理经验和组织架构远非国内航空公司所能够比拟，中小股东忽视东航与新航合作可能带来的长期效益提升，仅仅注重即期回报，这样的短视眼光最终只会伤害自身的投资利益。 当然，对于具体的一个个外资并购个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如何更加综合、客观地评判外资并购所带来的利益与损失，目前国内尚缺乏明确标准。凯雷徐工案在迟滞３年后，监管部门仍然无法给出权威的评判意见，最终只能采取时间超期的做法让其“安乐死”。这样的做法显然无助于类似问题的解决，只会鼓励肆意搅局行为。针对外资并购的规范审核机制和程序建设已是刻不容缓，如何在保护民族产业与鼓励市场合理并购之间，寻找到合理的制度平衡，市场已经无法再等待下一个３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