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正诚 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学者在获得耶鲁大学的学位后定居加拿大，给我讲到了商洛山里的船帮码头：某年他和社科院的几位年轻人到陕南的一个小县城挂职锻炼。早在陇海铁路修通之前，那里的船帮码头是中原到西北货物运输的交通枢纽。货物、人流可以从武汉乘船逆汉水而上直到这个码头，然后就要换成马帮，通往甘肃、关中和更西的地方。因为其他交通方式的发达，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个码头逐步沉寂下来。到他们去的时候，早已经废弃，只留下了一个空寂无人的大院子。 中秋节到了，他“利用职权”包下了这个院子，带着几位从北京去的小姐妹小兄弟在场院里摆酒聊天。月凉如水，四周是起伏的山影，一片空寂。这个宁静的地方，正是千百年来无数的悲欢离合、世事变迁的舞台，刘邦、萧何们在这里出发，东坡、李白也许走过这里，而他们就坐在那舞台上，一切都过去了。几杯酒下去，一位小姐妹泪眼朦胧地说：“大哥，为了这个地方，我记你一辈子。” 坐拥千年，脚下就踩着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何等的幸福。这是古老国度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与此相比，什么上百年的表，什么十几年的红酒，什么堆砌了稀罕东西的游艇，算什么玩意？ 这些还真的算个玩意，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因为没有几个人能有机会体验到船帮码头，能看到的只有酒吧、俱乐部、红酒、游艇、摩天大楼等等所谓现代的东西，连张艺谋也会把展示中国姑娘的大腿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果然是兼收并蓄了。问题并不在于谁的东西多了少了，而是西方的文化进入自然带给了西方企业超额的利润。某些无耻（说他们智商低无疑是毫无依据的）的经济学家把未必站得住脚的比较优势理论搬出来忽悠中国企业主们拼命地压榨弱势群体的血汗，这些社会底层的穷人们既有力气又缺少足够的见识，没有人去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代言，于是他们就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成了“世界工厂”的基石。带来的无非是随时可能被人攫取的高额外汇储备、近乎绝望地挣扎的劳动群体和严重的污染与疾病，不觉得有些耻辱吗？可悲的是，现在连这种优势也玩不下去了。
摆在中国商业领袖们面前的问题是：除了压榨农村人口（和其他弱势人口）之外，我们的企业还有其他的手段来获取哪怕体面一点的利润吗？ 大多数被作为工具培养起来的中国人，无论理工科还是文科背景（我们至今还在用这个体系教育着“工具”们），缺少体会生活之美的机会，自然也少了向其他消费者提供这种美的能力。即使是人文社科类出身的人们，有几个能体会到那些不是被人阉割过的文化之美？教育的失误不仅导致相当多的人无法发现和满足内心的文化需求，也阻碍了对外供给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整整一个大市场，而且可能是中国最有价值的能对外输出的产业就这样被耽搁着。 经历过文化革命的断层，还有影响更为深远的被文化革命行动所误伤的非官方文化元素的缺失，让那些曾服务于皇室和官方的文化渣滓泛滥出来。四书五经之类玩意开始流行，包括宋朝理学也会有人拿出来冒充中国文化之美，可是那些表达中国普通人情感需要、扎扎实实流传下来的中国文化的元素，却太少有机会亮相于世人面前。中国的传统中，喜欢玩高深、讲玄妙，偏偏有话不好好说，这本来是那些服务于皇家的文化艺术供给者们忽悠皇帝的手段，因为皇帝身边总有人去帮他解读，供给者和解读者合谋（他们本来就是同一阶层的盟友）才能从极其稀缺（皇室只有一个啊）的冤大头身上弄到最多的银子。不同的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不乏有能力的消费者，不用仅仅指望皇室。 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国早已在物质上极大丰富，近几十年的努力无非是在让他们获得这种丰富的代价更低而已。但是这些国家的消费者一定需要体验更多的“新鲜、好玩、刺激和回味”的东西。类似在船帮码头流泪的那位小姑娘，她其实就是消费了自己的最深的情感。情感的体验，生活的品味，只要有足够的财力消费，就是不可能抗拒的需求。 从商业角度来说，不需要产品和服务都玩到极致，瞄准的不是要青史留名，而是只要提供可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换取收入而已。例如，中国的茶道、茶文化往往说得很高深，其实绝大多数喝茶的人根本不会泡茶。大多数人包括老外们，需要的肯定不是别人苦口婆心地非要教育他们如何才能泡好茶，而是提供给他们一个专用的泡茶产品，能够保证泡出来的茶可以达到最佳水平的80%，让消费的路径简单到掏钱就能得到即可。 早就有人提出体验经济，偏偏是我们单向地花银子体验西方的玩意，自己的好玩意该出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