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企业来说，要充分意识到中下阶层的增多对市场所造成的影响。为争取中下阶层市场，企业必须致力于提供“感觉中上阶层、价格中下阶层”的产品与服务
胡泳 管理学者，作家
有关印度的信息技术、经济能量和超级大国潜力的欣狂，最近被诸多的研究所冲淡。好几本著作都审视了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刚刚兴旺的都市精英与居住在广袤内地的、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底层民众之间的鸿沟，爱德华·卢斯的《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堪称其中最完备的一部。 印度的“奇怪”矛盾之一就是，在大量贫困农民看着自己不多的财产10年来持续缩水的同时，具备高度的竞争能力（尽管规模还不大）的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帮助催生了一个中产阶层。这和中国的情况很相似，它也希望在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培育中产阶层，最终达成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 在中印等国为“橄榄”还远不够成熟而焦虑时，西方却在为中产阶级的消失而导致的“M型社会”忧心忡忡。所谓“M型社会”，是指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双峰结构：收入高的和收入低的一小部分人，各居收入群体两端，并且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中产阶级则向下沉沦为下层阶级，就像英文字母M一般。 提出“M型社会”概念的是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他这几年在中国出版了多部著作，但是全部的书加起来，知名度恐怕都不及这本书。他以宣言式的口气说，中产阶级社会正在崩溃，M型社会已然到来。根据大前的统计，在2005年日本已有八成人口沦入中低收入阶层。他对中低收入阶层的衡量标准很简单，即向中产阶级提出三个自我检视的问题：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想结婚更不想养儿育女？三，你为小孩未来的教育经费忧心忡忡吗？大前研一说，如果其中有一个以上的答案是肯定的，就代表被问到的人已经在这波浪潮中被淘汰到中低阶层而不自知。 在这个新形态的社会里，如果企业与个人都不展开自救，政府又继续以错误的方式施政，恶性循环下，社会的失业率和物价将年年上扬，收入永远跟不上物价，整个社会对于未来都将失去积极性。 这同日本此前的历程截然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普通人以进入“中流社会”而自豪。所谓“中流社会”是指大部分日本人都属于中产阶级，每人均有上大学的机会，进入社会以后，无论男女都可以跻身白领阶层。中流家庭有能力买楼养车，追求名牌及生活享受。但自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来，不少中产阶级向下沉沦，社会出现结构性变化，有人称之为“下流社会”（以三浦展为代表），而大前研一则别出心裁地冠以“M型社会”之名。
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变化，小自个人，中到企业，大至国家，都必须拟定新战略。大前研一不仅号召大家做人生规划，重新检视个人生活习惯，而且，也提出了从治理的改善到税制的重建等一系列对策。 个人应舍弃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幻想，这是因为你处在年收入持续减少的时代，如果无法完全舍弃对中产阶级的执著，生活将会格外辛苦。只有建构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活形态，才能免于不安和烦恼。 对企业，要充分意识到中下阶层的增多对市场所造成的影响。为争取中下阶层市场，企业必须致力于提供“感觉中上阶层、价格中下阶层”的产品与服务。 而要做最大变革的，就是政府政策。大前研一认为，让中下阶层生活过得更好的途径莫过于开放市场、放松管制。“不要再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望政府，政府正是问题之所在”。大前研一认为，所有人要自救，最重要的是抛弃别人帮你设定的标尺，重新建立自我价值观。 无论西方如何呈现出“M型社会”的模样，中国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 经验和实证资料均显示，自深化改革以来，表征社会贫富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左右。 为此，我把中国社会称为“三明治”社会，亟待发育的中间阶层，被夹在迅猛的经济变化所创造的新富，以及面对下岗和失业、收入走低的产业工人和仍旧庞大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