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与商业现实的碰撞



“每个儿童一台便携式电脑”计划的多舛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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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学校操场,在屋檐低垂、屋顶锈迹斑斑的教室旁的草地上排起队。大多数孩子身着褴褛的海军蓝校服,多日没有洗澡。这些孩子来自秘鲁境内海拔1.32万英尺高处的安第斯山脉中一个小小的贫困村庄——卢奎亚,他们的家由土坯砖垒成,泥土地面,没有自来水,没有盥洗室。他们要与吱吱乱叫的豚鼠睡在一起。这些豚鼠在地上蹦来跳去,最后成为一家几口难得一尝的肉食。可以想像,他们今年5月从佩德罗·桑塔纳校长手中接过这辈子拥有的最贵重的东西——一台小小的绿白相间的便携式电脑时,兴奋得都飘飘然了。

  这些孩子是在秘鲁最早得到便携机的一批,政府计划今年向贫困农村学生发放14万台便携电脑,力求革新该国乏善可陈的教育体制。然而,就在学生们享受他们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刻时,这些计算机背后的支持机构——“每个儿童一台便携式电脑”(OLPC)正面临着解体。

  这个机构由前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创建,他试图通过向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穷苦孩子提供便携式电脑的方法来达到改变学习状况的目的。然而,巨大的压力让这项计划深陷混乱之中。6周前,该机构总裁沃尔特·班德尔由于与董事长尼葛洛庞帝的争执而突然辞职,此前他曾协助发起了在秘鲁的活动。软件安全负责人伊万·柯斯蒂克也离开了。随后,今年1月,该机构又与芯片巨头英特尔分道扬镳。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OLPC的艰辛历程似乎表明这个允诺将全世界贫困儿童从无知中拯救出来的团体自身也需要救命稻草。

  OLPC的命运尚不可知,而且现在想要证明那些计算机的效果也为时尚早。不过人们还是能从中汲取教训,认识到这种规模宏大的社会革新的艰难之处。OLPC的艰难发展展示了主要由学术人员组成的非盈利组织要进行商业运作并与大型公司竞争是多么困难。他们也显示了当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关于软件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开发出来的想法相冲突时会发生什么。这个团体所倡导的价值观遇到了分别来自商界、政府官僚机构和课堂的重重阻力。而尼葛洛庞帝和他的同事们承担了超出自身能力的许多职责,这也让形势更加复杂。

  从OLPC3年前的创始时期以来,它就远远没能达到尼葛洛庞帝的初始目标,即在2008年底前向第三世界国家儿童提供1.5亿台便携机。研发XO便携机及附带软件的时间比预计要长;每台机子的价格要188美元,而不是最初设定的目标——100美元;利比亚、泰国等国家没有按照先前的承诺大量购买;来自英特尔这样的技术巨头的竞争减缓了这一举措的进展。虽然2006年就以试验机型开始了试验计划,但最终方案去年下半年才定下来。现在全球20个国家都开始了试验计划,两个国家已经开始分发,37万台电脑已经发货。

  近来,该团体似乎已渐有起色。5月15日,OLPC宣布与微软结盟,在XO便携式电脑上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此举得到不少政府的认可。其他支持者如Google和AdvancedMicroDevices则立场坚定地予以支持。在5月18日那一周,尼葛洛庞帝在坎布里奇举行了为期4天的会议,44个国家的教育界和科技界领袖参与。会议期间得到了50万台的订单,使未交货订单数达到75万台。

  经历了磨练的尼葛洛庞帝不再夸口短期内大量采购,但他对OLPC的深远影响仍然保持信心。他看到穆罕默德·尤努斯所创建的Grameen银行在实现全球无担保小额信贷(microcredit)过程中借助了计算机辅助教育,Grameen银行开创的这种方法现在其他人也广泛采用。“我们不是要打造一个帝国。我们是要发起一项运动,”尼葛洛庞帝说。

  如今,初期的技术研发阶段已经进入尾声,该组织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将数以百万计的电脑分发至学校和社区,并力求融合。如果一步走岔,OLPC近几周苦心经营出的脆弱的信誉又将分崩离析。“这是紧要关头了,”查克·凯恩说,他是软件业高管,于5月2日接任OLPC总裁一职,“一次分发不成功可能就意味着整个项目的终结。”

  寻找互联网

  在得到电脑的村子呆上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OLPC的承诺,同时也能感受到巨大的挑战。在前面提到的秘鲁山村,五年级学生贾思图·米盖尔是一个以农为生的家庭中7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欣喜若狂地于4月下旬得到了他的电脑。“我喜欢里面的数学游戏,也喜欢那个摄像头,”使用两周后他说。一个寒冷的早晨,他的母亲骄傲地看着她那11岁的儿子坐在她家土砖屋子外头的小桌前,电脑屏幕的光照亮了他的脸。这位母亲只上了一年级就退学了,她说:“这台电脑是学习的好帮手。”

  但当《商业周刊》向她的儿子询问具体问题时,很明显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台电脑的全部性能。他的老师要全班同学从互联网上搜寻有关环境的信息,这可把小男孩难倒了。“我试了,什么也没找到,”他解释说。他认为网络是这台机器配备的某样东西。

  这就决定了OLPC所面临的挑战绝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派发电脑,他们更需要帮助这些在与外界文化完全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去认识一个陌生的世界。OLPC的领导们认为,便携式电脑要想对学习产生深远的影响,就不能仅仅是课本的电子替代物。这个团队是尼葛洛庞帝于23年前组建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一个分支,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建立在西摩尔·帕珀特的理论基础上的。帕珀特是媒体实验室的一个教授,1967年他首先倡导了在初等教育中使用计算机。现在已经退休的帕珀特创造了一种称为构造主义的理论,认为年幼的小孩最好是通过动手而不是说教来进行教育。因而,为了开发一种能够不仅仅提供机械的课程和电子图书的工具,OLPC设计了这款机器和有关软件来推动协作、探索和试验。OLPC的首席教育设计师戴维·卡瓦罗说:“我们希望在这些国家不仅填补空白还能提升教育环境。”

  文化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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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理论对OLPC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对其造成压力的原因。秘鲁当前的教育界领导信奉构造主义,但大部分国家还是将他们的教育体系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即老师要将他们的知识传授给各种各样的学生。这就是OLPC在中国以及印度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比如,印度的教育部认为给每个学生一台便携式电脑这样的想法“从教育上来讲值得怀疑”。而且当最近有人向印度教育部长问及此事时,他大声说:“我们的小学生需要养成读和写的习惯,不需要昂贵的便携式电脑。”

  有些观察人士指责OLPC搞文化帝国主义。纽约大学教授、《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对外援助作恶多端、乏善可陈》(TheWhiteMan‘sBurden:WhytheWest‘sEffortstoAidtheRestHaveDonesoMuchIllandSoLittleGood)一书的作者威廉·伊斯特雷说:“他们太傲慢自大。你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横插一杠子、对人家说就照这么办吧。”

  实际上,虽然OLPC人仍然对构造主义充满信心,但是他们并不将之强加于人。他们也不再坚持使用开放代码的软件,这个变化在这个团队内部引起了严重的不合。

  起初,他们没有选择使用微软价格昂贵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现成的商业应用软件,而是选择了源代码公开的Linux操作系统,并开发了新的用户界面和应用程序,专门为“从做中学”提供帮助。支持源代码公开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它能让学生直接摆弄软件。但是,有些国家(比如利比亚)原本答应购买超过100万台的便携式电脑却未能兑现,而是挑选了一款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英特尔出产的产品。这样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微软降低了价格,将提供给贫困学校的软件包价格从150美元降到了3美元。

  因此当尼葛洛庞帝选择与微软进行交易的时候,这引起了组织内部的纷争。在4月1日的董事会通过了让微软分一杯羹的决议之后,班德尔辞职了。数星期来,在OLPC网络论坛上,愤怒的声讨此起彼伏。反微软派认为软件不应有所属而应分享。对尼葛洛庞帝来说,这个选择很简单而且很必要。他说:“这就像绿色和平组织和埃克森公司达成协议。与敌共眠,但是你就这么做了。”

  尼葛洛庞帝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批评。早些时候,英特尔和微软的的管理层在面对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煽动者作出的为大众制造可以负担得起的电脑的承诺时,曾笑称XO不过是个玩具。他们急急忙忙地赶着去开发替代品。突然之间,尼葛洛庞帝和他的队伍跳起来一致反对世界上这两个最强有力的技术巨人。巨人们很恼火。甚至在英特尔于去年加入到OLPC的行列中并帮忙设计一款由它的芯片驱动的XO后,还是有英特尔的人在已经决定购买的政府那里诋毁XO。尼葛洛庞帝指责英特尔暗中破坏他的事业。英特尔则抱怨说他向它们施加压力,称要停止销售面向穷学生的Classmate电脑。尼葛洛庞帝现在说他希望能克制自己的脾气,避免与技术公司分手。

  他还自责自己没能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组织。他说:“我是一个空想家,不是管理家。”他管理这个组织的方式像在管理科学实验项目而不是一桩生意。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是重叠的。23个正式雇员和26个顾问缺少支撑正在进行的导入计划和整体部署所需要的资源,这还不能算是很大规模的扩张。尼葛洛庞帝不停地飞来飞去,拜访各国首脑和教育部长,他也是顾此失彼。班德尔也是这样。凯恩是去年作为兼职首席财务官加入进来的,现在已接手了日常的运营。运营的混乱局面已经得到了改善。现在凯恩正在忙着与各国签订协议,并与商业伙伴结盟让其制造下一代的XO。他说:“我们正在从学术头脑风暴式状态向执行状态转变。”

  有待观望的使用效果

  如果早一点把凯恩提拔起来,OLPC也许就不会陷入目前的混乱局面。尼日利亚原本已经同意购买100万台XO,但是在3家竞争之后,这个国家最终选择了英特尔的Classmate电脑。OLPC为什么出局了呢?尼日利亚联邦首善之区行政主管伊萨·穆罕默德·阿里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英特尔能提供更强的支持。

  与OLPC合作,培训的重担大多落在当地的教育官员身上。在秘鲁,教育部在争分夺秒地培训教师。教育部给教师提供了40小时的培训课程,包括一个学习计划介绍、基本维修指令以及如何利用便携式电脑增强他们的课程效果的小窍门。《商业周刊》在两个已经分发到电脑的村庄访谈过的教师看上去很是兴奋。在不久前的一个早上,阿纳尼亚斯·理查德·英伽老师用便携式电脑播放了一首简单的西班牙语歌曲,以便教授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如何读写元音。面颊被太阳晒得红红的7岁小女孩伊德尔玛·华洛克把“伊德尔玛爱妈妈”输到电脑里而电脑把她的句子读了出来,这时她高兴得扭来扭去。英伽说:“这的确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可以让孩子们很容易地以他们自己的步调取得进步。”1年前开始进行便携式电脑导入计划的另外一所试点学校的老师报告说,他们的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退学率大幅下降,而且原来表示要像父母一样做农民的一些学生现在也开始梦想着将来成为律师、会计或者是工程师。

  即使有这样的效果,代表大约32万公立学校教师的秘鲁教育工作者联合协会还是心存疑虑。协会的秘书长路易斯·木努斯·阿尔瓦拉多说:“这些便携式电脑不是全面教育教学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它们的使用效果还有待观望。”木努斯还没有机会一探这种电脑的究竟,教育部没有向该协会解释过这项计划,这似乎是一个应该可以避免的失误。

  OLPC意识到将便携式电脑与社团进行整合的必要性,并立即依据在乌拉圭和秘鲁取得的经验制订了指导原则。截至目前,OLPC在这两个国家的分发范围最大。OLPC还派出了咨询师,向这些国家提供整合电脑的建议。麻省理工的访问科学家艾迪斯·艾克曼是其中之一,她说OLPC应该在开发和测试应用软件的时候聘用更多的教育专家。她说,相反地,“当家的都是电脑专家”。结果是一些程序对孩子来说使用起来太复杂。艾克曼说:“现在我们必须处理这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太晚了。”

  有些批评家呼吁OLPC大规模雇人,以便能同时为几十个国家提供现场支持,但是尼葛洛庞帝和凯恩却仍然计划依靠外援。他们将会和当地的技术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结成联盟,以便为分发电脑提供支持。

  虽然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他们还是可以借鉴共同的经验。OLPC计划以海地这个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家来试验如何才能让电脑与社会有效地结合,并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样板。

  在海地,仅仅是项目启动就是一项挑战。OLPC4月的第二次访问就因食物短缺引发的暴乱而延期。第一批发运的电脑在海关被扣了几个星期。捐赠人只支付了部分电脑的款项,但未付全款。当被问及海地人民尚处于饥饿之中、怎么负担得起这些电脑时,海地协助这个项目的教育家GuySergePompi说:“人们不能只关注眼前。饥饿是眼前的事,而未来则在于教育。我们需要培养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职位和更光明的未来。”

  希望培养学生使之获得光明的未来,这也是卢旺达、哥伦比亚、阿富汗、塞内加尔和其他国家官员们的心愿。虽然没有大规模的研究来证明便携机是否有助于学习,乌拉圭和秘鲁的首试成功鼓舞了其他人作出努力。仅在秘鲁,便携机已经广为接受。地方官员们要求教育部长增购了总共超过50万台便携机。“我们没有过于乐观地相信仅凭分发电脑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需求。毕竟过去几十年间,人们被边缘化且一贫如洗,但我们相信此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教育部长何塞·安东尼奥·张说。

  作者:史蒂夫·哈姆(Steve Hamm)和格里·史密斯(Geri Smith),与南蒂尼·拉克什曼(Nandini Lakshman)于孟买

  翻译:陈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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