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英国唯一一位土生土长的国际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很早就被视为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跳蚤的崛起、大象的解体、适当的自私，这些概念是查尔斯·汉迪对现代管理理论的独有贡献。不仅如此，汉迪还呼吁企业界反思当今企业管理者只关注股东价值的作风，号召大家为企业的存在寻找更高尚的理由。
汉迪出生于爱尔兰，最早在石油公司任职，后来转入学术界。退休后的他很享受现在的工作，他的第三个职业——平民主义社会哲学家。他有着犀利的眼光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这两方面他少有人敌。虽然他常常发布革命性的创新言论，但汉迪在管理界始终代表了温文尔雅的声音。 1972年，汉迪离开壳牌公司到伦敦商学院任教，他是伦敦商学院斯隆管理项目的首任负责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汉迪写下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畅销书，包括《组织的概念》(1976),《非理性的时代》(1989),《饥饿的灵魂》(1998)以及《大象和跳蚤》(2002)。 汉迪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是“三叶草组织”，即由一个小的核心加上外包工作者和临时工作者三片叶子构成的组织模式。这个理论在当时颇具革命性，事实证明它准确地预言了未来的组织。此后，汉迪从未停止他对这个社会的思索和质疑。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体制，是目前为止人类创造的最好的体制，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是一个跳转点，我们的目的地应当是与人类的生存真正息息相关的事物：理想、家庭和自我价值。在《饥饿的灵魂》一书中，汉迪警告了企业制度之本质——唯利是图对社会的威胁。 那么，汉迪是如何看待当今这个不平静的商业世界的呢？在接受《管理百年》的作者克雷纳和迪拉伍访谈时，汉迪阐述了自己关于个人与组织的未来的最新思考。 善用比喻的大师 记者：您在著作中用了大量的比喻。这对实践管理者能起到什么帮助作用？ 汉迪：在谈论复杂问题的时候，使用比喻是一种“读者友好”的方法。从比喻上你可以直接就知道作者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对理解理论有很大的帮助。当人们没有很多时间进行思考的时候，形象思维往往比理性分析更有效果。我的比喻基本上是形象化的，例如大象和跳蚤。这些比喻没有告诉你干什么，但它促使你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所在的组织，我认为这是看清事实、了解现状和预测未来的第一步。然后你必须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我在书里和文章里从来不涉及到行动计划这一步。我不告诉人们你们应该干什么。虽然理论有普遍性，但具体到每个情况，多少都有点不同。因此，虽然我会给出一些事例，但我不会具体到指导如何行动。我喜欢点到为止，停留在比喻那一步。 记者：所以您特意用有趣的形象化的比喻来代替晦涩枯燥的管理语言？ 汉迪：没错，我乐于使用甜甜圈、三叶草等这类的比喻。10年前，我去美国参加一次会议，那时我讲三叶草的那本书刚在美国发行不久，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就来自一家“三叶草组织”公司。我说真有意思，他们说不，我们给公司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读了你的书，决定照书里说的做；所以才把我们的公司命名为“三叶草组织”。 记者：您注意到企业界有新的模式在形成吗？ 汉迪：在那些大象，也即大型组织里，出现了一种联邦模式。这是另一个比喻，不像三叶草那样是我自创的，而是借鉴了政治理论。我们现在认识到，组织不是机械的装置，而是由人们组成的团体。因此一些政治概念，比如让人们接受你的观点、注重领导力而不是管理等等，在企业界的应用日益增强。它的核心是如何让一个团体共同为一个目标努力。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说，我们对联邦制并不陌生，而联邦制与大型国际组织有很高的可比性，因为在大型组织里，有些事情必须集权，另一些事情必须分权。 例如，在联邦制里，你必须有共同的法律和统一的货币。同理，组织里必须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一些大型组织有一本“圣经”：一套组织如何运转的基本原则或规则。他们也有统一的货币，也就是一个共同的信息系统。 记者：英国公司不像美国公司那样有书面的公司章程。公司需要有一个书面的章程吗？ 汉迪：我认为需要。联邦制的核心是协商谁干什么，谁管辖哪些工作。它不是层级制的。在一个机械模式里，组织的层级制很清楚，一把手什么都可以管，末把手只有有限的权力；一把手可以命令二把手干什么，组织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自上而下权力在组织里的分配。但在一个联邦制组织里，情况更复杂一些。联邦制组织经常是由联盟或合伙人组成的，所以你真的必须协商谁负责哪项工作，也真的必须有书面的东西。这些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因为合伙人有公司的股份。所以必须有一个书面的章程。 记者：也就是说“章程”是人们可以诉诸的更高权力单位？ 汉迪：对，章程里规定了组织有个“最高法院”，其形式常常是董事会下属的委员会，例如审计委员会或监督委员会。在联邦制模式里，另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组织里有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虽然它们的职责会有一些交叉，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行政部门向立法部门提出建议，立法部门制定制度。这种情况在组织里越来越常见。 权力阶梯的上层不再大权独揽。不管是把它称作公司治理还是什么，反正越来越多的CEO已经没有绝对的权力来制定规则和做出决策。做出决策的是一个代表团，而且这个代表团不仅代表股东的利益，还越来越多地代表了其他相关方的利益。说起这个代表团，人们一般指的是社团（community），但我想它也必须代表员工和其他相关人员。CEO的权力是这些人授予的，也必须向他们负责。 记者：企业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的一个很大不同之处就是政治领导人是选举出来的。您认为将来企业也会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吗？ 汉迪：我认为有可能。我想选举团的成员应该限制在那些与候选人有直接接触的人里面。比如说，不可能让可口可乐的每个员工都来投票选举他们的CEO，这也不具有可行性。我发现企业界正在采用一种算不上正式的“集体选举”方法，那就是董事会在打算更换CEO的时候，会广泛地收集和讨论意见。但遗憾的是他们通常从外部收集意见，在组织内部的意见收集和采纳则不够充分。但渐渐地，他们会转向内部。因为在一个现代组织里行使职权，光有那个位子是不够的，你必须以能力服人，让别人接受你的领导地位，你才能指挥人们去做事情。 记者：如果有书面章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安然事件？ 汉迪：不，我想照样会有安然事件，因为他们有一个凌驾于书面章程之上的实际章程。他们的“最高法院”，也即他们的审计和董事会从理论上来讲是清楚内幕的，也默许他们这样做。所以说，即使安然有书面的章程，他们也不按章程行事。也许有个章程会帮助他们聚合思路。 越来越多的非执行董事和慈善机构的理事开始认识到，他们对此类事件负有责任，他们需要对组织的运营给予更多的关注。我认为，他们会希望用章程来规范组织的运作。所有我说越来越多的公司会有自己的书面章程。 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记者：您一直在批评大企业的管理者中间存在唯利是图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根源是什么，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汉迪：是的，我担心资本主义正在侵蚀自己。在一个成功的社会里，金钱是必不可少的。有句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多数家庭的解体不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从来不想让别人误解我对金钱的看法。金钱很重要，但它是我们满足更高层次需求，也即达成我们精神层面目标的一个手段。 但是，资本主义及其组织和企业的危险在于金钱已经变成了它们的最终目的。公司、行业、企业家，他们之间竞争的是谁挣的钱多。我发现这对于人类的精神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在金钱的比赛中，你永远不可能赢。今天你是比尔·盖茨，明天肯定会出现另一个比尔·盖茨。除非你开始把钱用于慈善事业或其他目的，就像比尔·盖茨现在做的那样，否则这场比赛是毫无意义的。 当然，如果企业运营的成功，就会赚钱。但是，只有你的产品和服务比别的公司更好，受益的人更多，你的公司才有可能长久地成功下去。所以，我认为企业的目标不应该是赚钱，而是提供更有用的产品或服务，让更多的人受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长久的成功。但恐怕企业老板是不这样想的。 大多数管理者也不这样想。他们想得到晋升的原因是可以赚更多的钱，住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东西，而不是身在高位，可以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情。 记者：在《大象和跳蚤》中，您写道父亲的葬礼让您对成功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您是否认为现在的管理者对成功的定义只局限于金钱？ 汉迪：太多的人用金钱来衡量成功。挣的钱越多就越成功。我想，当许多人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的时候，恐怕人生在世的时日已经无多。成功不是金钱，它是另外的东西。幸运的是，我人到中年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真理，而不是到老年才徒叹后悔。 记者：是不是做跳蚤能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成功的真谛？ 汉迪：在石油公司的时候，我的目标非常明确：得到更多的责任。我已经把自己未来的40年时间卖给公司了（永久性合约），所以唯一的问题是这40年的时间我干什么。这一点公司会替我安排的。所以余下的问题是：我把时间卖给公司，公司给我多少钱。很明显，我当时感兴趣的是钱，更多的钱，几乎没有考虑其他的东西。 但是，当我成为一个独立的跳蚤后，我认识到这里面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我可以把我醒着的所有时间都拿来工作，可以赚很多很多钱。但是反过来想，我不必这么拼命。我可以用一半的时间来工作，赚一半的钱。这是你会问自己，我到底想如何渡过自己的一生？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追根究底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你会问自己：我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我怎样衡量成功；我想留给后人一个什么形象；我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变化——还有，顺便带一句，我需要一些钱。但是多少钱呢？如果我想要更多的钱，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和太太为我们需要多少钱设了一个严格的上限，因为赚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我们尽量只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赚的钱够支付生活费用就可以了；所谓人生不为稻粮谋是也。 记者：《大象和跳蚤》的副题是回望未来。您为什么选这句话？ 汉迪：这个有点卖弄聪明之嫌。它的意思是我回顾自己的一生，为未来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后来人。所以这本书是思索人生经历，总结经验教训的一部自传。美国版的副题是“一个不情愿的资本主义者的沉思”。我很喜欢这个副题，因为它准确地刻画了这本书和我自己。我是一个有点持怀疑态度的不情愿的资本主义者。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社会方式，但我不能确信这个社会一切都运转良好。这是一本思索社会的书，不是一本说明社会的书。 记者：您认为反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有重大影响吗，还是只是一场边缘运动？ 汉迪：就目前来说，它只是一场边缘运动，但是它表达了年轻一代的很多人和年长一代的一些人的想法：大象们正在变得过于强大。我不怎么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不相信大象们能操纵政府。但是很多人担心这个问题。他们还有更深层的担忧：资本主义正在侵蚀人类的价值观，这一点我们刚才也谈到过，物质至上主义统治了一切，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他们的第三个担忧是世界的不平等情况正在加剧，特别是从全球来说，很多国家依旧被贫困和其他问题所困扰。 我跟反资本主义者一样，也有这些担忧。但我不赞成他们抗议的方法。他们需要吸引注意力。如果你只是和平抗议，那么没有人会注意你。现在他们只能发挥一些边缘性的影响，但是他们反映了人们日渐增长的一种不安心情，我也有这种不安，那就是我们将来会走向何方。我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他们也没有。问题是，他们在抗议，但他们没有什么答案。 我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改变这些组织管理者的头脑。他们已经开始变化，他们逐渐认识到应该少关注自己一点，多关注一点生命的目的和意义。这与社会责任不同，我不喜欢社会责任这个词。我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济世的、无私的态度来确立自己的目标。我们必须寻找更好的方法使之合法化，让CEO们能够站在股东面前说，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是无可非议的。 社会责任的提法不合适，因为它看起来就像公关在做华丽的表面文章。企业追求的应该不止于此。我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说法，不过我想我下一本书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你创造的另外一个说法是“适当的自私”，这看上去更像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组织的特征？ 汉迪：是的，我在《饥饿的灵魂》一书中尝试把这个概念运用到组织上面。对于一个个人来说，你必须首先要能够照顾好自己，个体无法自立遑论其他？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企业不能做到强身健体和欣欣向荣，造福社会也就无从谈起。 在此基础上，适当的自私要求我们超越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情。这一点是我们目前普遍缺失的。自私倒是自始至终存在的。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个人和组织都已经做到独善其身，他们还应该做什么呢？接下来他们应当努力追求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的第二个层次的成功。第一个层次的成功是指作为个人你很成功；第二个层次的成功是利用你的能力为他人做点事情。 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个人的小企业或家族企业期望做一点赚钱之外的事情。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他们说他们想酿造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或者做其他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事情。 在适当的自私里面，另一个主题是权力的砝码需要从资金的提供者，也即股东身上向财富的创造者，即劳动者身上稍稍挪动。我认为这种挪动不久就会出现，我这么说不是没理由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回报这些创造财富的人，可以给他们增加股份，也可以把公司的股份转变为员工的信托财产等等。期权是一种很阴险的画饼充饥的办法。但是我也赞同这种想法，如果你或你的团体是公司财富的创造者，那么你也应该拥有公司未来的股份，至少和公司的老板一样多。所有权这个概念将会逐渐消失。公司老板的权力会逐渐减弱，员工会拥有投票选举企业领导人的权力。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企业制度。 记者：但是，即使你是一个企业领导人，你也很难改变这个制度。衡量你优秀与否的标准还是公司的财务表现。 汉迪：资本主义令我担忧的一点是，有这么多的公司兼并事件。一家公司是人们组成的一个团体；就像一个村子或一个城镇。买卖公司就像买下约克郡，把它卖给西班牙。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在现行的英美开放式股票市场的制度下，我们很难找到遏制这种现象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是改变文化，也就是说，CEO们勇敢地站出来，大声说我不打算在短期内使股东价值最大化，我要打造一个伟大的，足以延续半个世纪的公司。 公司的使命会随着时间慢慢改变，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让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漂亮就去买一个公司。我们是一个超级市场，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优质的产品。 独立的劳动者 记者：您最近几本书是写创业家的。是不是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视为创业家？ 汉迪：不。虽然跟过去相比，我们需要更多地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都将成为创业家。有一点倒是值得注意，我们需要更多地把自己看作独立的劳动者。虽然人们现在受雇于一家公司并签有合同，但工作的稳定性不再有保证。如果公司决定裁掉3万人，他们很多人会非常吃惊。虽然遣散金很丰厚，但他们必须认识到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没有人再像过去那样照管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独立的劳动者。 至于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创业家，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会每个人都创办自己的公司。 记者：从自我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创业家？ 汉迪：对，“我公司”（MeInc）。我越来越这么认为。我想我们会逐渐把在公司的工作看作是为以后创业做准备，就像一个人独立前要先去上大学一样，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不先去大学学习，不先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积累经验就独自创业，那是非常鲁莽的。这段积累时间可能会长达20年，但就算这么长，你也只有40多岁。 我想大多数大象的构成将是这样的：管理核心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岁左右，核心里有那么几个有经验有智慧的“老人儿”，但绝大部分人在40岁左右即离开公司独自创业，或者在内部创业，过一段时间再把自己的公司卖给大象。 大象的角色将是组织者，把工作分包下去，而不是事无巨细全部自己做。他们组织的对象完全有可能是离开公司独立去创业的前员工。或许大象会在员工创办的公司占有一部分股份，以便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所以，把自己视为未来创业家摇篮的组织不管是于己，还是于他人都是非常有利的。 记者：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人们怎样才能形成这样的想法：毕业后去公司上班，然后在接近40岁的时候做一个人生的巨大调整？ 汉迪：就现在来看，人们创业的年龄大约在45岁以后，但是人们变成各种形式的跳蚤的年龄将逐渐年轻化。我想我们必须改变思想，因为世界已经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用比喻来推广这个概念：大象很大，很显眼，但大多数都不为大象工作，他们为跳蚤型的小公司工作，或他们自己是跳蚤。 前几天，我跟朋友一家一起吃饭。他们家的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他刚被裁员了，打算与朋友合伙开一家咨询公司，问我怎么看？我说，好啊，你变成跳蚤了。然后我与做投资银行的女儿谈话，她说她刚刚辞职，“我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卖给金丝雀码头的这家大银行了，我不想再做投资银行业，我想当一个自由人。” 你看，这两个有不错职位的大象员工突然告诉我他们已经变成跳蚤了。之前可没听他们说过，我一般一个月跟他们见一次面。他们一点都没有害怕；相反，他们很向往跳蚤的生活。他们已经出师了；他们知道自己有才干，也有一定的资金，因为他们以前的收入很可观。随着这样的事越来越多，跳蚤这个概念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会听到更多的人打算变成跳蚤。 记者：被裁员已经不再是什么丢脸的事？ 汉迪：没错。我几年前造的一个词是自由职业，现在自由职业已经变成一件令人称羡的事情。 记者：但是，您对自由职业也有一些担忧，是吗？ 汉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一名成功的自由职业者。我干自由职业后发现了两件事情。第一，我的写作和演讲才能有一定的市场，而这两项才能在我的第一份工作（石油公司）那里是没有什么用武之地的。第二，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经纪人，那就是我的太太，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经纪人和商人。经纪人不一定是自己的伴侣，但你需要有人来帮助你。真的，自己一个人来打理所有的事情你会感到很孤独。即使雇佣了帮手也会觉得孤独。你需要的是一个伙伴，帮你出谋划策，与你取长补短。以我做例子，我的短处是我不会营销，不是个好商人，而我的太太恰好补足了我这个短处。 但是很多人没做到这两点。有人给我写信，说他们辞职准备做自由职业。他们看了我的书，让我帮他们做一下规划。我说我做不到。找出自己的才能，然后推销自己，这两件事情你必须自己来做。我告诉他们，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来营造自己的口碑，而且这两年可能非常非常辛苦。 记者：您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的？ 汉迪：首先是工作做得不错，再就是靠大家的口碑。不过你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形象，一个鲜明的形象有助于口碑的传播。在形象中突出一个字或是什么东西，这样大家就知道你最擅长什么了。光说我是一个战略顾问是不行的，战略顾问遍地都是。所以，你的优势是什么？或许是你做事情的方法，或许是你的思想，又或许是你所在的行业，让别人知道“他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所以，你需要给自己打造一个突出的形象。然后主要依靠大家的口碑来推广，你也可以写文章、做演讲等等，但主要是靠口碑。口碑相传需要时间。你也可以请一名公关人员，但我认为没有多大作用。 记者：人们是不是到了某个阶段会自然认识到他们已经准备好做跳蚤了？ 汉迪：我觉得人们准备好的时候他们自己会知道。当一份工作失去了乐趣，人们就会离开。但是到那时候你可能逐渐失去改变职业的信心了。我在一本书中用一幅双S曲线来表达这个意思，你必须在第一条曲线到达高峰之前就启动自己的第二条曲线，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时间营造它。到达高峰的第一个迹象可能不是你开始厌倦这份工作，而是工作轻车熟路，已经失去了挑战性。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我原先从事教学工作时，有一次在课堂上睡着了，内容太简单了，于是我放弃了教职，因为我意识到我在这个领域内已经停止了成长。 记者：但是你还没有对写作感到厌倦吧？ 汉迪：我对写企管类的书已经失去了兴趣。因此我打算尝试一下新的东西，与我太太一起用照片和文字的形式来记录一些有趣的人。我们正在筹划一本叫做《夫妻作坊》（DoubleHarness）的书，写像我们这样的夫妻拍档，一个在前台工作，一个在后台工作。写他们怎样划分任务，怎样经营他们的关系。不光是名人夫妻，还有电工、水管工、牧师、医生等，他们的妻子往往管账、处理财务。我们对后台角色的关注还不够，但他们的作用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我可能不会再写企业管理方面的书了，我想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如果再写，那只能是重复自己。 跨越国界的跳蚤精神 记者：您的思想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吗，例如印度和中国？ 汉迪：人们的思想的确会因文化的不同而有差异。例如，意大利是一个小企业遍地开花的国家，所以它是一个天然的跳蚤国度。做跳蚤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但在西班牙就不同了，西班牙是个层级社会，人们喜欢一种归属感，归属于一个组织。 我认为印度是一个跳蚤国度，虽然印度还处于需要再发展几头大象的阶段。我并没有说大象已到了它的末日。跳蚤需要大象才能生存下去，大象是组织者。没有大象，跳蚤就没有存身之处和食物来源。我们需要大象。我对中国了解的不多，不便评论。但我想中国同印度一样，也需要再发展更多的大象。
我认为，我的理论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存在大象和跳蚤并存的几个不同阶段。大象和跳蚤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如果把跳蚤当作供应商，让他们互相竞标，压低价格，那跳蚤就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价值。我们必须像日本的经连会（keiretsu）那样合作。我曾经读到丰田有3万家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大多数都是依靠丰田这头大象生存的跳蚤。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一小群大象，每个大象周围都围绕着很多跳蚤。问题是人们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他们用“中小企业”这个说法，实在是够刻板的。中小企业这个词只描述了规模的大小，丝毫没有体现出跳蚤文化的活力和灵活性，而这恰恰是跳蚤文化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