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尹小山 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面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动荡和全球明显放缓的经济增长，中国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 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主要方式，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这在政府层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居民消费和政府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内需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信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会有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以期扩大内需。 然而，要将消费需求转换成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却并不是那么简单。2007年，中国消费仅占GDP的38%，这个数字甚至比印度还要低。消费需求所占GDP比例如此之弱，即使在一些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中也属少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典型的东亚模式，即借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产业分工和转移，首先通过出口来实现经济增长，其后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快速拉升内需在GDP中的占比。 这种看法忽略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而正是这种特殊性使中国从投资和出口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型过程困难重重。 一个最显而易见的证据是，虽然中国的银行储蓄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庞大，但很大一部分储蓄并不能起到提振消费需求的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估测，2006年中国总储蓄额占GDP的50.6%，而2005年是40.7%。然而，2006年居民储蓄所占比例却从2005年的20.1%下降到了15.3%，同时企业储蓄比例则增长了一倍，达到了GDP的28.3%。2007年，同样的趋势仍然在持续发展——2007年居民储蓄增加0.96万亿元，企业储蓄增加2.59万亿元。企业储蓄的增长额是居民储蓄增长额的2.7倍。
这说明，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年代，繁荣了企业，而不是居民。 既然十七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要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以期减缓世界经济放缓对中国出口部门经济的冲击，除了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外，中国要以怎样的方式扩大消费需求？还是要依靠过去的老方法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曾经连续降息，以刺激经济发展，目的之一就是把居民存在银行里的钱赶出去；同时，政府启动城市住房改革，推动房地产商品化以达到拉动经济发展的目的。一直到2007年，这一招非常见效——对住房有需求的消费者不仅支付了现有的储蓄，而且以按揭贷款的方式透支了自己的未来，同时也把这些消费者上一代父母经年积攒下的积蓄一并耗尽。 这种扩大消费的方式，即逼迫居民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方法，还能不能再次奏效？中国居民的储蓄所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大约在25%，与亚洲其他国家相近。但是中国没有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险体系，这个25%的储蓄比例是为了未雨绸缪，以防不测。因此，恐怕出台怎样的降息政策，这25%比例都很难降下来。 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自2000年开始非居民储蓄额的大幅度飙升。这些非居民储蓄虽然难以精确地确定其来源，但是从中国经济结构来看，应该更多是来自于垄断性的国企和与当地政府密切相关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这些企业储蓄的一个用途是再投资，或者扩大原有业务规模，或者进入新业务领域实现多元化。这种再投资的结果是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显然，过去“黄金十年”所带来的财富，更多的是藏之于“国”，即国有企业和国家税务局和财政部。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2007年度财政收入为5.1万亿元，这仅仅是预算内的部分。如果加上预算外以及游离于财政监控范围外的收入，2007年中国政府实际收入超过10万亿元。在2008年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依然保持高增长，超过了30%，在高通胀不断降低居民实际收入的时候，这样的高速增长显得特别惹眼。 如果着眼于迅速拉动2009年的GDP增长，把财政收入迅速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老办法最有效，但这显然又将进一步推高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投资的这种高占比隐患多多，因为没有强劲的消费需求，投资越多，所生产的库存就越大。因此，扩大消费需求才是根本。但居民没钱花，或者不敢花，消费需求又怎么能提振起来？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而不是单纯将居民的储蓄从银行里逼出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不单纯是减税就能奏效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将藏之于国的财富转化为藏之于民，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让财富分配机制向透明、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显然，这样的转变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它需要五年、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面临严峻经济形势的政府所需要的是恰恰是最好在半年，至多一年内就能奏效的解决方案。 这是疲软的消费，又是棘手的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