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华尔街危机在给国内经济带来一定困难的同时，更多的是以其自身教训，为我们提示了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文/郭田勇 褚蓬瑜
华尔街精英们构造的金融衍生产品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各金融市场学习的楷模，高杠杆高风险的经营模式，在创造高收益的同时，也巩固了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在房价节节高升的氛围下，“次贷”产品应运而生，零首付零利息的商业诱饵激发了民众的购房热情，即使是那些低信用、低收入的人群也搭乘着“次贷”便车，住上了豪宅，经济一片繁荣景象。然而，自去年夏季开始，美国房价出现下跌，悲观的预期使长长的资金链断供，吹破了由“次贷”鼓起的泡沫，也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华尔街神话似乎已成历史。随着一个个金融巨头的轰然倒下，经济学家们追根溯源，找到了“次贷”这个导火索，“次贷”成为危机元凶之一。正所谓，成也“次贷”，败也“次贷”。 就布什政府提出的金融救援方案，一度引发了市场激烈的“救市”之争。反对救市者认为，近万亿美元的投入意味着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或将超过10％，这一方面加大了美元贬值压力，不利于美元信心的恢复，另一方面天价救市方案相当于用全体纳税人的资金为金融赌徒们“买单”，显然有失公平。但笔者认为，在当前经济金融环境下，救市虽不乏“豪赌”因素，但仍为理智之举。站在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角度看，动用巨额财政资金挽救颓势自然有充分的理由，不必多说。而从实体经济层面看，同样急需救市。金融行业作为联系各个产业的核心领域，透过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必然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当前股市下泻导致财富蒸发，许多人无法还供被迫搬离新居，失业率上升，收入水平下降，市场恐慌，种种迹象表明，经济走势已超越了单纯金融危机的范畴，在经济全面衰落和挽救华尔街“赌徒”面前，两害相权取其轻，外力救市仍在情理之中。从全球范围看，为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美国也需要为稳定世界经济而自扫门前雪。 不过，不顾及“市场”情面，动用国家权力来救治危机，消化金融毒瘤，或将预示着一向自诩是在金融马背上长大的华尔街牛仔们迎来美国版“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扭转时代。首先，美国主导的“资金游戏”面临极限。为获取高额利润，华尔街金融巨头抛开实体因素，大肆创新金融技术，编制金融衍生商品，人为制造虚拟的金融世界，这个过程被吹捧为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也被视为抵御金融风险的最佳手段。但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总是相伴相随，风险只能因创新分散，而非消亡。相反，风险不断分散的过程，恰恰演变为病灶扩散的路径，一旦在某个环节发作，将侵染整个金融系统;其次，美国过度自由化的监管模式走向极端。衍生品过度泛滥，监管却相对缺位，直至出现系统性崩溃。在纽约，证券被视为“ANGTHING UNDER THE SUN”，只要能想到，上午一包装，下午就能卖出去，无须论证，也没有监管，能够成交就行。此外，美国越来越“廉价”的信用体系，不仅透支了未来，也给经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高达17％的透支利息诱惑着信用卡公司疯狂地寻找客户，甚至主动给毫无信用记录的人邮寄信用卡，当某一天这17％的高利润不再延续时，风险也就接踵而至了。一家接一家金融巨鳄被收购、接管、申请破产，谋求转型，引发人们对“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怀疑，重新唤醒了对审慎经营，加强监管的思考与重视。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链条将各国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在这场金融大海啸中，任何一个对外开放，谋求发展的经济体都无法隔岸观火，独善其身。从金融层面看，随着“两房”、雷曼等机构的倒下，国内银行持有的大量债券不得不面临计提减值准备的压力，投资的失利一度引发沪市金融股全面下跌;从实体层面看，美国经济下滑，美元贬值，已经对我国出口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尤其是对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而言更是当头一棒，甚至面临生存困境。而以美元标价的国际粮油价格的不断上涨又助推了国内PPI指数，市场通胀趋势不明朗，企业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不过，华尔街危机在给国内经济带来一定困难的同时，更多地是以其自身教训，为我们提示了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关注投资银行运作模式，健全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和激励机制，避免其一味追求短期回报而带来的“道德风险”;重视风险管理，加强外部监管，尤其对衍生的创新产品给予有效监督;鼓励混业经营，同时注重各业务之间防火墙的建立，以防风险大面积传播。 不过，我国金融市场不能因华尔街教训而因噎废食，停止发展，这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市场存在较大不同。在发展阶段上，美国市场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但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新型加转轨的初级阶段，国民经济对资本市场提供的服务还有巨大的需求，同时我国经济的转型和自主创新经济体系的构建也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效支持。尽管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剑走偏锋”的情况出现，但不能由此否定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作用。历史反复证明，资本市场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依然是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从发展模式来看，美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模式基本是一个自下而上、自我演进的过程。可以说监管机构的建立是在政府不介入不行的情况下成立，逐步从过度自由化向政府与市场共同制衡的平衡点回归的一个过程。而我国则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一直以来政府均以绝对优势控制着市场方向，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把握好节奏、力度的前提下，弱化行政色彩，适度减少政府干涉，授予市场更多权力，逐步从政府管制向政府与市场共同治理的平衡点靠拢。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我国经济要实现大发展，屹立于世界之林，最根本的还是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为此，我们要继续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快经济改革步伐，鼓励企业创新与转型，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