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望如何被内外种种因素推挤、逼迫，一步步滑向破产深渊，是当下哀鸿遍野的江浙商圈的一个典型标本采访
文|本刊记者 何伊凡 黄秋丽
如果不是这一轮疾风暴雨般扫过的宏观调控，南望集团，一家号称年销售额5亿元的安防企业，很难进入《中国企业家》的视野。 曾是浙江安防行业龙头的南望是家小公司，惹出的麻烦可不小。 2008年3月中旬，26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相继追债，南望集团脆弱资金链终至彻底崩断。其账面净资产不过5.4亿元，债务总额却超过14亿，将200多个债主(每家从数千元到上亿元不等)卷入其中，至少有10家与其有互保关系的浙江知名企业损失惨重，震波在杭州商圈内外迅速扩散。 这家小公司如何被内外种种因素推挤、逼迫，一步步滑向破产深渊，是当下哀鸿遍野的江浙商圈的一个典型的标本，一个饶有意味的缩影。 近日，《中国企业家》杂志遍访南望主要股东、债权人，几经辗转，见到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南望集团创始人、总裁张健。昏暗的咖啡馆中，几缕纤弱的阳光从这个46岁的男人身侧滑过。他有张不容易被一眼记住的面孔，头发刚染过，下巴却还残留着花白的胡茬，不住地叹气，语气急促，间或有长长的沉默。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专访中，他对其一手缔造的企业迅速坍塌，充满了悔恨、自责与无奈。 是什么力量折断了南望的脊椎骨？ 几乎与南望同一时间麻烦缠身的，还有台州大名鼎鼎的飞跃集团，而南望事件爆发4个月后，浙江义乌的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随着资金链断裂一度不知所踪，留下了达14亿之巨的高利贷欠款和3亿银行欠款。企业倒闭、老板失踪的事件何以频频发生？中小企业生生死死，在江浙一带本属寻常，但今年一颗颗陨落的明星颇多相似之处：大量投资地产，涉足巨额民间高利贷，债务链条复杂，短贷长投，盲目多元化扩张、偏废主营业务。 “有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命运是这样的恐怖！”张健摇了摇头。 引爆 浙江三花集团是南望第二大股东，其董事长张道才是张健的同乡。张道才还记得第一次见张健时的情景，印象中，后者“不是口若悬河的那种人，老实巴交，见了面就和你描绘技术前景。” 2007年底，南望命悬一线时，张健还向张道才借过5000万元，讲明是短期拆借，但张健迟迟未还，张道才隐隐感到不妙。 2008年3月初，张道才接到某银行负责人电话，“听说南望有点问题，你听说了吗？”“听说了，你听到些什么？”双方都得到了风声，但谁都不愿意亮出底牌。这次彼此试探的谈话不久，3月18日，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资产保全，查封南望集团的所有资产，并限定资金“只进不出”。 甚至对南望某些高管来说，这一消息来得都很突然，他们仅仅知道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却没想到窟窿如此之大。一位业内人士回忆，当时他正和南望集团的一位项目负责人在宁波参加投标，“南望已知道自己十拿九稳中标了，就在公布的前一天晚上，南望的人接了个电话，愣了半天，当晚就赶回去了，那是相当大的一单，可惜了。” 不久，南望集团各大股东接到召开紧急股东会的通知。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截止到2008年2月底，南望集团及关联公司负债达14.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余额4.7亿元，公司担保债务及一般债权人债务3.3亿元，民间借贷利滚利已达6.5亿元，而企业现有账面净资产仅为5.4亿元。 紧急股东会场面一度失控，很多股东直到此时才知道南望沾上了巨额高利贷。比较温和的人骂张健是骗子，一点诚信都没有。很多股东根本不相信张健所谓多元化投资失误的解释，怀疑他转移了公司资产。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的部分股东表示，如果知道张健到了要借高利贷度日的地步，无论如何也会出手相助。可这时候，一切都晚了。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张健说，“如果能从银行借到钱，我绝不会去借高利贷，我也想过宏观调控会来，但以为只会压商业地产，不会压这种高新技术产业。没想到这一轮调控随便哪种产业都受影响，银行说反正是指标没有了，管你什么产业，你有资产也不贷给你，所以我只能把资产抵押给高利贷，用高利贷的钱保持流动性。 “信贷越紧缩，高利贷利息就越高，常规在3-7分之间，越向后越高，2007年底就快到1角了。高利贷是利滚利，假设按照7分滚息，借1000多万元的本金过10个月以后连本带利翻一番，很可怕，像癌细胞一样呈几何数增长。我的资产增值就是这样被高利贷利息消耗掉的。” “至于银行，它有权利在任何时候收款，虽然贷款期限是一年，实际上它爱什么时候收就什么时候收，这是它的权利，你没办法。只要有一家银行提出提前还贷，肯定所有的银行都会冲上来的。” 银行也好，高利贷也好，都不过是引爆炸药包的那根火药线。 “其实浙江很多企业都跟南望差不多，包括一些名气不小的企业，他们经营情况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么好。”南望一位债主说，“有的企业就是在卖概念。你(债权人)要高科技我给你高科技，你要民族品牌我给你民族品牌，你要国际化我给你国际化，你要火炬计划就有火炬计划。反正是你要什么我就有什么。而银行其实也并非不清楚真实情况，只是不管这么多，只要你的贷款能够按时还掉，它也就乐得装作不知道。” 张健就是在繁荣的泡沫中重重呛了一口水。他的奋斗史如同一条曲折的隧道，当他埋头修筑这条隧道时自己却渐渐失去了方向。 对主业不自信 1984年，张健自上海电力学院毕业，分配到故乡新昌县的电力公司工作。1991年3月，张健花费两年时间，与同事共同完成“新昌电网计算机监控优化调度系统”，获浙江省水利厅科技进步一等奖。技术专长从此成为张健职场晋升的跳板，不久他被调到浙江省水利厅水电实业公司任工程师，后又成为生产技术科科长。至今，他的名片上仍印着“工程师”的头衔。 1997年，张健厌倦了平淡的公务员生活，“呆不住，在体制里想做一件事很难，另外当时我周六、日也常常加班，反正都是忙，还不如给自己干。”于是他借了10万元，创建了杭州南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两个月后，南望科技更名为广赛科技，张仍为实际控制人。凭借其在电力系统积累的人脉，产品从最初用于供配电机房的远程监控，逐渐扩展到治安图像监测。 3年后，张健又成立了浙江省南望图像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又过3年，经过多轮增资扩股，南望图像升级为南望集团。 据浙江省安防协会秘书长蔡振华回忆，张健创业时，安防市场尚未启动。张属于最早一批进入这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家，由于竞争对手少，最初几年发展状态很好。 南望的业务模式是从安防工程切入，同时销售自己的安防产品。南望自己生产的摄像球机就用于自己承揽的工程中，所以从不担心产品卖不出去。鼎盛时期，南望技术人员超过250人，一半以上都是硕士学历。“行业内很少见这么大场面的。”蔡振华说。南望生产一种快速球形摄像仪，最能够说明其技术优势。最初，这种产品只能从日本进口，每个卖2.4万元。张健和他的团队将技术改进后，生产出了领先于全球的同类产品，价格却比日本货便宜一半。 张健将南望的主业定位于“图像信息处理”，智能化、系统、软件、芯片，什么领域都涉足。他甚至还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微笑数码相机”，它能辨识拍摄对象的表情。如果被拍的人处于微笑状态，机器就会自动拍摄。每项技术完成，他都会像得到礼物的孩子一样兴奋。然而，由于研发战线拉得过长，投入产出比往往很难对称，“每项成果肯定首先考虑到产业化，只是实施起来就跟不上。”一位已离职的南望高管评价说。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张健说，“如果能从银行借到钱，我绝不会去借高利贷，我也想过宏观调控会来，但以为只会压商业地产，不会压这种高新技术产业。没想到这一轮调控随便哪种产业都受影响，银行说反正是指标没有了，管你什么产业，你有资产也不贷给你，所以我只能把资产抵押给高利贷，用高利贷的钱保持流动性。 “信贷越紧缩，高利贷利息就越高，常规在3-7分之间，越向后越高，2007年底就快到1角了。高利贷是利滚利，假设按照7分滚息，借1000多万元的本金过10个月以后连本带利翻一番，很可怕，像癌细胞一样呈几何数增长。我的资产增值就是这样被高利贷利息消耗掉的。” “至于银行，它有权利在任何时候收款，虽然贷款期限是一年，实际上它爱什么时候收就什么时候收，这是它的权利，你没办法。只要有一家银行提出提前还贷，肯定所有的银行都会冲上来的。” 银行也好，高利贷也好，都不过是引爆炸药包的那根火药线。 “其实浙江很多企业都跟南望差不多，包括一些名气不小的企业，他们经营情况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么好。”南望一位债主说，“有的企业就是在卖概念。你(债权人)要高科技我给你高科技，你要民族品牌我给你民族品牌，你要国际化我给你国际化，你要火炬计划就有火炬计划。反正是你要什么我就有什么。而银行其实也并非不清楚真实情况，只是不管这么多，只要你的贷款能够按时还掉，它也就乐得装作不知道。” 张健就是在繁荣的泡沫中重重呛了一口水。他的奋斗史如同一条曲折的隧道，当他埋头修筑这条隧道时自己却渐渐失去了方向。 对主业不自信 1984年，张健自上海电力学院毕业，分配到故乡新昌县的电力公司工作。1991年3月，张健花费两年时间，与同事共同完成“新昌电网计算机监控优化调度系统”，获浙江省水利厅科技进步一等奖。技术专长从此成为张健职场晋升的跳板，不久他被调到浙江省水利厅水电实业公司任工程师，后又成为生产技术科科长。至今，他的名片上仍印着“工程师”的头衔。 1997年，张健厌倦了平淡的公务员生活，“呆不住，在体制里想做一件事很难，另外当时我周六、日也常常加班，反正都是忙，还不如给自己干。”于是他借了10万元，创建了杭州南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两个月后，南望科技更名为广赛科技，张仍为实际控制人。凭借其在电力系统积累的人脉，产品从最初用于供配电机房的远程监控，逐渐扩展到治安图像监测。 3年后，张健又成立了浙江省南望图像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又过3年，经过多轮增资扩股，南望图像升级为南望集团。 据浙江省安防协会秘书长蔡振华回忆，张健创业时，安防市场尚未启动。张属于最早一批进入这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家，由于竞争对手少，最初几年发展状态很好。 南望的业务模式是从安防工程切入，同时销售自己的安防产品。南望自己生产的摄像球机就用于自己承揽的工程中，所以从不担心产品卖不出去。鼎盛时期，南望技术人员超过250人，一半以上都是硕士学历。“行业内很少见这么大场面的。”蔡振华说。南望生产一种快速球形摄像仪，最能够说明其技术优势。最初，这种产品只能从日本进口，每个卖2.4万元。张健和他的团队将技术改进后，生产出了领先于全球的同类产品，价格却比日本货便宜一半。 张健将南望的主业定位于“图像信息处理”，智能化、系统、软件、芯片，什么领域都涉足。他甚至还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微笑数码相机”，它能辨识拍摄对象的表情。如果被拍的人处于微笑状态，机器就会自动拍摄。每项技术完成，他都会像得到礼物的孩子一样兴奋。然而，由于研发战线拉得过长，投入产出比往往很难对称，“每项成果肯定首先考虑到产业化，只是实施起来就跟不上。”一位已离职的南望高管评价说。 张健忽视营销，这成为其做大市场蛋糕的软肋。“我经常和工程师泡在一起，与销售员打交道很少。南望技术好，但市场营销却不匹配。”张健说。据张健称，南望每年研发投入约5000万元，但市场营销投入却只有1000万元左右。“在安防市场显出良好发展势头的时候，他们没有顺势向全国、甚至全球力推自己的产品。”一位安防业业内人士指出。 尽管反复强调自己的“技术情结”，但张健可能并不真的像工程师一样清高。 “他跑过‘江湖’的，所接触到的人很杂，本人性格也相当复杂。”一位匿名的债权人说。张健在西湖区政府人脉活络，据说每位区长上任都会到南望视察，南望所获得的政府表彰和奖励也是林林总总。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这帮助他早期拿下了大量浙江省内的安防项目。 虽从安防产品起家，但张健内心中一直隐隐轻视这个产业，他心不在焉的一个注脚是，各级安防协会开会时，都是一把手出席，惟独南望，张健从未参加，只派职业经理人代为出席。协会希望他挂一个副会长的头衔，他也婉言谢绝。 他说他刚开始创业，就有危机感，觉得安防产业盘子不够大。 “2006年以前，安防行业前景不明朗，一般只有银行、电力系统才会装监控设备，而且生产安防设备的机器大都进口，成本高昂。我后来走多元化，就是出于防范危机。作为民营企业，如果要超常规发展肯定有资金缺口，如果按部就班地发展，那缺口就不会很大。但你按部就班的时候对手可不会慢下来，可能很快就把你的市场占领了。有人讲冒进是死，实际上不冒进也是个死。高新技术企业你不为研发投入，产品不尖端，也就死定了。 “我总担心自己的产品过两三年人家也可以做出来，所以希望到时候多元化投资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别人和我竞争我也不怕，因为我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我一直都想有稳定的现金流，真的，现金流稳定，心里就不慌。”张健说。 “吃人”的土地 2001年，南望的日子过得舒服，销售额近1亿元，每年增长率都能保持30%以上。员工只有五六十人，管理起来也相当轻松，但张健却坐不稳了。 按照他的逻辑，首先想到以土地作为企业应对市场风寒的“棉袄”。投资土地还有一个目的，买地等于增加公司的固定资产，有了资产去银行做抵押贷款就更容易。就在这一年，他买下了浙江大学附近31.5亩土地，因涉及与农民的拆迁纠纷，实际上到2003年，土地证才办下来。当时他是以工业用地拿下，价格不过10万元/亩。他本意是想建成工业园，也希望与浙大联合成立一个科研基地，但终未动工。 自此之后，张健对土地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到2004年陆续在杭州买下了200多亩土地。“那时候土地便宜，谁都可以做，你去拿地，镇政府还要请客吃饭。”张健回忆。他拿地的载体并不仅是南望集团，还曾以下属集成电路公司之名购得了杭州市余杭区闲林镇某村379亩土地，其中获得土地证的至今只有181.3亩。 他的触角还探出了杭州。2003年，张健盘下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的星火大厦。根据《中国企业家》记者的调查，这本来是座烂尾楼，张健接盘的价格并不高。不过，因受开发资金所限，到2007年才完工，张健为此投入1.6亿元。 “我没有想过要做房地产，做高科技产业哪有想做房地产的？我打算把它们一部分做工业地产，一部分做写字楼自己用。”张健说。但其后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让他没能守住底线。杭州市时代电子市场是张健运作的第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一期在2005年投入使用，二期刚刚开始动工。有人认为，张健从这个项目中得到启发——原来房地产的利润如此可观。“如果将这些土地都变成房子，南望的资产不是可以翻几倍？”张健曾作如是想。 张健忽视营销，这成为其做大市场蛋糕的软肋。“我经常和工程师泡在一起，与销售员打交道很少。南望技术好，但市场营销却不匹配。”张健说。据张健称，南望每年研发投入约5000万元，但市场营销投入却只有1000万元左右。“在安防市场显出良好发展势头的时候，他们没有顺势向全国、甚至全球力推自己的产品。”一位安防业业内人士指出。 尽管反复强调自己的“技术情结”，但张健可能并不真的像工程师一样清高。 “他跑过‘江湖’的，所接触到的人很杂，本人性格也相当复杂。”一位匿名的债权人说。张健在西湖区政府人脉活络，据说每位区长上任都会到南望视察，南望所获得的政府表彰和奖励也是林林总总。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这帮助他早期拿下了大量浙江省内的安防项目。 虽从安防产品起家，但张健内心中一直隐隐轻视这个产业，他心不在焉的一个注脚是，各级安防协会开会时，都是一把手出席，惟独南望，张健从未参加，只派职业经理人代为出席。协会希望他挂一个副会长的头衔，他也婉言谢绝。 他说他刚开始创业，就有危机感，觉得安防产业盘子不够大。 “2006年以前，安防行业前景不明朗，一般只有银行、电力系统才会装监控设备，而且生产安防设备的机器大都进口，成本高昂。我后来走多元化，就是出于防范危机。作为民营企业，如果要超常规发展肯定有资金缺口，如果按部就班地发展，那缺口就不会很大。但你按部就班的时候对手可不会慢下来，可能很快就把你的市场占领了。有人讲冒进是死，实际上不冒进也是个死。高新技术企业你不为研发投入，产品不尖端，也就死定了。 “我总担心自己的产品过两三年人家也可以做出来，所以希望到时候多元化投资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别人和我竞争我也不怕，因为我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我一直都想有稳定的现金流，真的，现金流稳定，心里就不慌。”张健说。 “吃人”的土地 2001年，南望的日子过得舒服，销售额近1亿元，每年增长率都能保持30%以上。员工只有五六十人，管理起来也相当轻松，但张健却坐不稳了。 按照他的逻辑，首先想到以土地作为企业应对市场风寒的“棉袄”。投资土地还有一个目的，买地等于增加公司的固定资产，有了资产去银行做抵押贷款就更容易。就在这一年，他买下了浙江大学附近31.5亩土地，因涉及与农民的拆迁纠纷，实际上到2003年，土地证才办下来。当时他是以工业用地拿下，价格不过10万元/亩。他本意是想建成工业园，也希望与浙大联合成立一个科研基地，但终未动工。 自此之后，张健对土地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到2004年陆续在杭州买下了200多亩土地。“那时候土地便宜，谁都可以做，你去拿地，镇政府还要请客吃饭。”张健回忆。他拿地的载体并不仅是南望集团，还曾以下属集成电路公司之名购得了杭州市余杭区闲林镇某村379亩土地，其中获得土地证的至今只有181.3亩。 他的触角还探出了杭州。2003年，张健盘下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的星火大厦。根据《中国企业家》记者的调查，这本来是座烂尾楼，张健接盘的价格并不高。不过，因受开发资金所限，到2007年才完工，张健为此投入1.6亿元。 “我没有想过要做房地产，做高科技产业哪有想做房地产的？我打算把它们一部分做工业地产，一部分做写字楼自己用。”张健说。但其后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让他没能守住底线。杭州市时代电子市场是张健运作的第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一期在2005年投入使用，二期刚刚开始动工。有人认为，张健从这个项目中得到启发——原来房地产的利润如此可观。“如果将这些土地都变成房子，南望的资产不是可以翻几倍？”张健曾作如是想。 为此，他自称还搭建了比较复杂的资产结构，“因为有时不这样操作土地就谈不下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往往还需要一个外面的投资者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制约。” 随后，他开始张罗将“便宜但流动性差”的工业用地变性为商业用地，再做地产开发，但苦于补交的市场差价费用高昂，一直卡在半空，至今其在杭州的土地多半依然裸露，如同这个城市的巨大伤疤，它们牢牢锁死了南望的现金流。 早在2003年年底启动的上一轮宏观调控过程，国家就根据房地产业持续过热状况适时推出了一些政策措施。2005年3月，又有旨在稳定住房价格的“国八条”、“新八条”相继出台，不过地产事实上从2002年以来进入了持续五年的繁荣期，地价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很多民营企业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大举涉足地产，更有甚者如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不但在义乌拿地，而且在2004年一人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一举拿下了中国在迪拜的最大商贸城——“龙城”的500间商铺。 “我太贪了。”张健自嘲对地产的投资。 “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地产形势会像今年这么严峻。我觉得如果大楼开工，只要造到顶马上就变成资产了。我有20万平方米可以造房子，20万平方米的房子价值就是20个亿啊。我算了一下，就是房子造好以后出租，每年租金收入3000万，银行贷款即便有2个亿，一年的利息也只有2000万，租金偿付利息之后还能剩下1000多万呢。 “当时我也在考虑，2005年贷款好贷，万一以后贷款难呢？所以想趁那两三年的时间把该做的东西都做掉，但结果证明做不了，拿的工业土地越多，需要的投入就越多，假设土地价格是1000万，我再投1000万的钢筋混凝土进去，它的价值才能变4000万。 “后来资金紧张时，开始我也不害怕，我想我有资产，银行一定会给我钱。当时公司贷款也就7个亿，要是我的电子市场二期能够准时启动，南望大厦也建好，租金收入有8000多万，如果北京的星火大厦出手的话能有3个亿的资金回笼，不算主业的利润，也能站得住。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原材料涨价，很多工程超支。星火大厦倒是有机会出手，可我有点贪。购入时每平米只投入4000块，这个楼盘位置不错，紧临京沪高速，一旦通车每平米肯定能涨到1.5万，那就是6亿，虽然有不少人和我谈，但我都没同意，总觉得能贷到款的话卖了可惜，谁料到房价会跌。 “做地产我也没有好好做，如果专心做地产，只做房地产，可能也能赚钱，南望大股东里有通策房地产投资集团，它的董事长吕建明也是地产高手，如果我和他合作，可能也好一些。” 除了地产之外，张健还和德隆系产生了瓜葛。2004年初，德隆系大厦风雨飘摇，德隆的唐万川带队在浙江推销ST中燕。张健旗下的广赛科技辗转通过ST中燕第二大股东上海创索，受让ST中燕22.08%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0.9888元。2007年股改后，ST中燕主营业务变身为全国口腔连锁医院，上市公司名称变更为通策医疗。 此外，2005年，张健投资近8000万元在云南大理修建2万千瓦水电站，这笔投资经由掮客介绍，对方承诺可以帮南望在云南地方商业银行贷款。凭借在电力系统工作的经验，张健断定“电价肯定会涨，水电项目应该是比较稳妥的投资”。按计划，该电站在2007年可投入使用，每年至少能产生2500万元的利润。 然而，这一大手笔投资，决策的过程让人匪夷所思——张健居然没有去云南实地考察，而仅仅是请几个熟悉的专家做调研，看了看可行性报告就签字。之后，一鼓作气，他又花4000多万元购买了另外几个水电项目的开发权。同时，南望试图进军风电，并进行了少量前期投资。 2006年9月，广赛科技以4980万元价格将浙江国信典当拍卖行77.78%的股权纳入囊中，一家高科技公司何以突然入主典当行，令旁观者百思不得其解。至此，张健的多元化扩张已经乱了方寸。资金链岌岌可危的南望，向典当行寻求融资才是其真实的企图。这和当年德隆危机爆发前，悄悄潜入城市商业银行如出一辙。 此刻表面上南望依然风光无限，虽然规模不大却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多个子、孙公司。这些公司中，有些已人间蒸发，还有几家业务难以说清，但凑在一起，倒很有几分“集团”的气象。各种荣誉也纷至而来，南望进入中国软件企业百强，张本人成为杭州市人大代表，西湖区党代表。 转折点随着他的四处突击出现，本来出于辅助主业目的发展起来的多元化，至此反过来需要主业为之输血，甚至不得不让他为之四处举债。 事到如今，张健反省：“没想到投资过程中没有经过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本来为防范危机采取的措施反而引发了危机，还闯了这么大的祸，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专心一点，实际上安防行业的利润也能超过25%啊！” 饮鸩止渴 “张健非常固执。我们3年前就提醒他，凡是一些重大项目都要经过董事会批准。此前，他就弄了一堆小公司，当时股东也没有深究，也没想到他还有那么多长期投资。”南望集团股东之一、东方通信的投资部经理宋光耀对《中国企业家》说。 最初的危险信号来自水电站项目，对电力还算内行的张健千算万算，漏算了地质条件，云南那座水电站施工过程中多次出现塌方事故，还出过人命，直到法院冻结南望资产，刚刚建成2/3。每年产生2500万元利润的如意算盘落空。水电站项目让张健心力交瘁。提到那个掮客，善于控制情绪的张健也忍不住在记者面前骂了一句粗话。“只要有1个多亿，我就能撑过来。”张健悔恨地说。换句话说，如果张健不投水电站，2007年资金还能周转过来。 受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整体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内外交困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为南望等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但随着流动性过剩成为突出矛盾，张健借鸡生蛋的好日子终结了。 2007年前后，随着奥运会即将举办、平安中国建设等因素刺激，安防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旺盛需求，杭州市安防企业迎来了黄金时代。南望合同额比2006年增长了100%，中标了杭州、宁波、台州公安系统等多个项目，合同标的达4.2亿。“如果把多元化发展的资金用到市场推广上，打广告、做品牌，只要做几个重点产品，我现在也做得很大了。”说到此处，张健连连叹气。 可对于已经“尾大不掉”的南望来说，需求喷发的忧大于喜，因为这些工程大部分都需要前期垫付资金。就在这一年，以紧缩为特征的货币政策频繁出台，张健发现不但贷款成本越来越高，审批时间越来越慢，而且能否拿到也成了问题。他心中发慌，每天的任务就是找钱！找钱！ 2007年2月，南望集团分别归还了到期的工行、建行和交行贷款，总额在2.5亿元。按照以往常规和银行不成文的承诺，这些贷款还给银行后还可以转贷出来，但没想到放贷指标收紧，后续贷款成为泡影，尤其临近农历新年，南望的资金更加紧张。 为弥补资金缺口，张健开始向民间高息融资。在浙江，民营企业从民间借高利贷为寻常事。利息虽高，但期限很短，不至于伤筋动骨。实际上从2001年起，张健就从民间借款，但当时量不大，利息也不高，加上主业现金流不错，很快就能还上。 而这一次，张健吞下的是一丸大剂量的“毒药”，他前后共借了3.5亿元本金的高利贷，仅利息就高达2.4亿元，并且每天都在变化。一想到第二天账单上又要添几个数字，张健常常难以入眠，睁着眼等待黎明。 黎明没有到来，黑暗却悄悄降临。2007年6月，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发现南望“不太对劲”，该行副行长边黎平曾告诉媒体，交行由此入手调查南望及其子公司的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南望为获得更多银行贷款虚增销售收入，资产存在黑洞。交行杭州分行立刻提醒南望集团收缩信贷规模，并要求其提供抵押物。在南望提供抵押物的过程中，暴露了其高息民间融资的行为，因为交行发现这些抵押物已经偷偷抵押给了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典当行。 有匿名债权人认为就是银行害了张健：“现在和银行打交道可要小心。银行实行责任制管理，一到期责任人就拼命催你还。不管你是哪里来的钱，只要你还上他就没有责任了。有时候就是银行怂恿你去拆借高利贷，当时说得好好的，还上之后马上给你再贷，等你还上他就不给你贷了，就是贷也拖上几个月，中小企业哪里受得了。” 不过，张健否认了“银行逼他借高利贷”的说法。“当初人家银行也是帮过我的，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 张健曾经给银行留下的印象是可信度颇高。杭州一家银行业高管告诉《中国企业家》，张健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拿着张盖了章的合同，说有多少订单，需要多少钱。“有时候一紧张连话都说不清楚，一个人欠了那么多的钱，居然心理素质还那么好，到处跑来跑去借款。”另外他在民间借贷圈的声誉似乎也不错，据传高利贷圈一位号称大佬级的人物，曾多次在企业资金链断裂前夕全身而退，这次却在2007年底入套，此事在杭州民间借贷者中成为奇闻。“如果说他是骗子，那就是最高明的骗子。”张的一位同乡说。 但张又不像骗子，上文中的银行业高管说见过无数骗子，没见过他这样的。“如果是真精明，就不是这种打法，早就安排好一切，人间蒸发掉了，这种案子不是没有过。他乖乖等着你把他的资产封锁，而且这个过程中把他父母、亲人的房产也都抵押进去了。” 重整之结 2008年3月16日，南望集团向杭州西湖区委、区政府报告“企业经营运作出现严重困难，并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有可能引发较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接到此报告后，西湖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当晚就向市政府专题汇报。 也就从这天晚上开始，西湖区部署警力对张健及其家人、公司高管实施24小时保护和控制，同时对南望三处主要科研、生产、经营场所实施警戒，以防止不明身份人员可能的过激行为。“高利贷！搞不好是会出人命的！有段时间张健走到哪儿都跟着两个保安公司的人。”一位内部人士说。 来自政府的力量此刻已成为救命稻草，在给浙江省写一份情况汇报时，据说张健看完初稿后沉吟了一下，要求把北京的债权人也写上，“有北京债主的话，上面会比较重视。” 4月28日，西湖区政府有关官员与省银监局沟通，寻求银行对企业破产重整的支持，5月2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批复，同意对南望集团及广赛电力进行破产重整。 破产重整的思路是“主业保留、资产清零”，西湖区科技局、杭州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事务所共同组成南望破产管理人。作为仅次于张健的大股东，三花集团在南望的破产重整中扮演重要角色。三花是第一个还清担保贷款的互保企业，再加之借给南望的5000万，为此已损失近2亿，目前是最大债权人。其他债权人哭笑不得地说张道才是“武林盟主”。 南望危机全面爆发不久，其集团副总李文德来到张道才办公室，与张讨论南望的未来。谈话中李突然鼻血长流。 李文德已多日没有睡觉，他是南望的技术骨干，眼看着南望人心涣散，订单和人才每日流失，售后服务中断，他心急如焚。南望的实业市场前景不错，如果就此垮掉，债权人的损失会更大，“只要实业在，每年还100万也好，1000万也好，总有点希望吧。”一位民间债权人说。 多家股东希望三花能够接盘，但张道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也不愿碰不熟悉的行业。他更希望了解此产业的东方通信出面。据接近重整事宜的人士透露，东方通信起初称自己是国有企业，投资审批过于复杂，不愿涉足。不久后，经张道才引荐，一家浙江民营企业立元集团愿意参与重组。就在此刻东方通信又表示希望和立元联手，只是立元的董事长不愿与国企搅在一起接这块热山芋，婉言拒绝，此事在股东之间造成了小小不快。 4月，新的南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立元集团出资3000万元，李文德等技术骨干也投入部分资金，老南望集团持有南望科技10%股份。“这是保留南望实业的最好方法，那么多技术人员，每个月都要发工资啊，当然要尽快养起来。”张道才解释成立新公司的原因。目前新公司碰到的问题是老南望的60多项专利如何作价。有人借此指责新公司有转移老公司资产嫌疑，张道才大不以为然。“成立新公司，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债权人的损失。况且我们三花在新公司里面没有一点股份，没有什么便宜可沾。” 除了成立新公司，保留实业外，南望手中的三块工业用地的变现更是重整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政府能够将土地转性为商业用地，予以盘活，可以部分弥补债权人损失；债权人还希望这些土地的处置能享受出让金返还等优惠政策。“假设政府愿意放弃这块利益，则重整大有希望。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政府也该支持，大家都在无缘无故的给南望还账，政府也要站出来承担责任。”一位与南望有互保关系的企业负责人说，“张健是西湖区政府塑造的明星企业家，所以我们才对他如此信任，政府也要对我们尽一点责吧。” 土地资产变现之后，如何确定优先偿付的次序也是个难题。因为互保公司与民间债权人的利益不一致，互保公司希望对高利贷要弄清楚，“审计要到位，不能糊里糊涂过去，要查清借了多少，原来还掉了多少。我们是真金白银，一块一块进去的，和高利贷糊里糊涂算一起的话，我们心里不平衡。”张道才说。 然而，要查清楚南望的账目并不简单，“基本上是本糊涂账。很多钱是张建健个人借的，但是由公司担保，如果公司不担保的话，他借不到那么多，但这些钱又有可能就是通过他的个人账号走，要是不借助公安、税务等国家部门恐怕很难查清楚。”一位参与资产重整的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 张健的命运与重整能否成功紧密相连。一位债权人忿忿地说，“假如这次重整处理比较公正，债权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保护，那么可能没有人追究张健的责任，他也算逃过一劫了。但如果这个事情处理得不好，肯定就有人告他，这个事情就复杂了。” “据我们调查，南望每年的销售收入1个亿都不到，根本没有他所说的四五个亿，他一直在欺骗我们股东，虚开发票，拿着我们股东的钱去交税，为自己装门面。”这位人士忿忿地说。 据业内人士透露，杭州大华、海康等多家安防企业都对南望的实业部分很有兴趣，其中有的已进行了接洽。而收缩战线，向专业化靠拢，成为近期杭州安防企业普遍选择的路径。大华在两个月前刚刚卖掉生产机顶盒的部门，“大华非常聪明，如果不壮士断腕，还是会对它的主业产生影响。”上述业内人士说。 一位律师告诉本刊记者，“破产重整的难度就像走独木桥一样，步履维艰，每步都需要平衡好才可能成功。实际上，破产重整就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需要债权人做出妥协。”2007年6月实施的新《破产法》，引入了破产重整的制度。这在理论上给了张健的南望复生的机会。不过，目前只有浙大海纳(000925.SZ)破产重整成功。 张道才办公桌上放着份《浙江日报》，头版的文章是《继宝，继宝，要继续当好“国宝”》，写的是浙江省几位领导去台州给飞跃董事长邱继宝“打打气、鼓鼓劲”。“飞跃盘子大，大家都重视。”张敲着报纸说，“南望这件事的影响也蛮大，希望政府也能推动它重整成功。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南望倒掉，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那么下半年会不会有100个南望都难说。” “自2007年底以来，我们对民营企业的资金链都比较关注，凡是有风吹草动都会竖起耳朵。”杭州市金融办主任孟繁明对《中国企业家》表示，对遇到困难的企业，只要不是产业层次低，利润微薄，政府的态度是支持其渡过难关，至于南望，“有一句话叫盖棺定论，现在还没盖棺呢，没查清楚，不好表态。” 今年10月27日，南望债权人大会将召开，公布审计结果和破产重整方案。
“以后就是卖包子，我也不借钱了” ——张健的一段反省 如果国家金融政策宽一点，我们能够创造更大的效益报效国家，包括南望如果能重整成功，最后带来的收益还是社会的。这一轮宏观调控看着是我倒下了，真正损失的是国家和债权人，调控来调控去，要是把一些搞实业的全倒掉了，造成的损失最终是银行的损失，是债权人损失，债权人又影响到更多的债权人和银行。如果像战士在战场上死掉也就死掉了，这样倒下，资产贱卖，心血化灰，有点可惜。 不过我走到今天，也怪不得环境，环境不好把握，只能把握自己。我还是大战略出了问题，经常拍脑袋决策，当然也拍对过，2005年之前一般都拍对了，创业前8年比较顺，大家对我也都很信任。之后就不太尊重别人的意见，如果撑不住的时候和股东说一下，他们不会同意我去借高利贷，说不定有其他办法。2005年底的时候我去银行贷款，银行提出特别的附加条件，要求把房子也作为抵押，家里人有意见，但还是给我押掉了，现在不但我自己，我的父母、弟弟都要租房子住，连累家人，我真该死…… 现在我反省最多的是现金流管理，和卖包子的学习，卖包子就需要现金流。宁可规模做的小一点，也要有现金流，大而不强不行，靠贷款不行，拿别人的钱玩也不行，以后就是卖包子，我也不借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