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其在学者的书斋里、在决策者的办公室里苦苦思量如何拉动内需的难题，倒不如尽可能地开放政策限制，大胆地给予市场更多自主选择和发挥的空间。
撰稿·马红漫 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
外部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让拉动内需成为中国经济破局的突破点。对此，无论是调控部门还是经济学者都已经达成了共识。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拉动内需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却是非常的困难。 之前中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和通货紧缩，特别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拉动内需就曾经被视为是对抗外部经济波动的一剂良药。但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客观地讲，中国良性内需的提振机制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具体表现就是，居民消费需求没有质的变化，而所谓的内需还是要依靠投资拉动才行。 十年一个轮回，东南亚金融危机变成当下的次贷危机。但如哲人所言“人无法踏入同一条河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两次危机的实质大相径庭。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时，风暴的核心在亚洲，欧美经济实体并未受到严重影响，海外实际消费能力依旧。在当时的格局下，中国只要加大投资规模、制造工厂只需提升干劲，就能够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然而，此次次贷危机却与之完全不同，风暴的核心变成了欧美，海外市场需求衰落得一塌糊涂，而中国的制造能力却依然强劲，只是苦于失去了海外市场的销路，由此导致经济衰退风险的产生。 两次危机的不同，决定了应对政策处方的差异。尽管从表面看来，加大投资力度仍然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最立竿见影的方法，但问题是，投资加大的最终结果是带来大量终端商品产出。尽管投资加大能够保证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速的提振，但是当最终商品上市后，却将不得不面临市场滞销的尴尬局面，反而更加恶化了总体经济形势和市场预期。 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真正要提振的是居民消费，而并非投资。只要国民自主消费意愿提高了，就能够带动市场自发的投资增长，良性循环机制由此而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十年来内需提振一直是个难题，但事实上破解的方法也未必有多神秘，就如同窗户纸一样，一旦被点破即可视野洞开。 10月份，全国各地的汽车市场突然出现一波强劲的反弹。在浙江，当月上牌车辆猛增到33485辆，比9月增长51.5%。这是今年以来仅次于1月份的销售好成绩。与浙江类似，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上牌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低迷的车市被瞬间拉动的主要原因竟是个性化车牌的推出。尽管表面看来，个性化车牌只是数字与字母的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这意味着消费者拥有了自主选择的话语权，居然就成为了带动市场需求大幅度增加的动因。 市场的规律就是如此的奇妙，自主车牌能够带动车市的繁荣也远远超乎决策者的预料。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与其在学者的书斋里、在决策者的办公室里苦苦思量如何拉动内需的难题，倒不如尽可能地开放政策限制，大胆地给予市场更多自主选择和发挥的空间。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必须要纠正一个重大的思维误区。那就是，因为美国信用消费滥用引发危机，所以要中止中国消费金融产品的创新进程。恰恰相反，消费金融产品创新正是当前实现内需提振的最重要突破口。 应当看到的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其实并非是信用消费模式本身，而是对其的不当滥用。20世纪初的美国，这种消费模式的初次尝试令缝纫机、钢琴等耐用商品的社会需求大增，缓解了当时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打破了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消费瓶颈，对其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历史贡献。 美国对信用消费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当一国的内需不足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掣肘因素时，信用消费可以作为一种金融催化剂，推动消费需求与供给水平相互匹配，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消费模式的推广需要有外部监管，并用之有度，切不可将其依附于经济泡沫膨胀的基础之上。反观当下的中国，美国信用消费的经验意义要远大于它的失败教训。 金融创新和政策空间能够创造市场需求，也才能够让中国真正脱离外部经济环境波动的制约。消费需求是提振经济的重要突破口，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则在于农村消费需求的实质性提振。所以，如同美国20世纪初的市场格局，透过金融创新来鼓励信用消费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