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刷机软件 山寨机疯狂内幕调查



系列专题:山寨文化凶猛

 

 

 

 

 

 山寨机刷机软件 山寨机疯狂内幕调查

 

 

如果说2007年是国产手机的冬天,那么2008年则是寒冬,但“山寨机”却不信这一宿命。

    正当国产手机全线溃退之时,“山寨机”却异军突起。2007年,“山寨机”销量多达1.5亿部;2008年,它们攻城略地,由原来的二三线城市向一线城市进军。

    然而,如何看待“山寨机”,国人意见严重分歧。有人视之为品牌手机的榜样,应弘扬其草根精神;有人视之为毒药猛兽,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孰是孰非,众说纷纭!

    我们或许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它——虽然“山寨机”以价格优势见长,但这种优势是建立在国家税收流失基础上的,且其质量和售后服务也饱受诟病。然而,这不足以就此否定“山寨机”,它在市场响应速度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把握上,值得品牌厂商借鉴。

    “山寨机”为何如此受宠?大行其道的秘诀在哪?政府的监管是否存在漏洞?面对汹涌而来的“山寨机”,政府要做的,不是治标不治本的打压,尽快引领其走上“从良”之路才是终极目标。

    记者/杜舟(发自深圳)

  7月16日,深圳华强北,人头攒动。

  “工商的来了!工商的来了!”不知从哪个柜台喊出的这句话,让整个远望数码商城一楼慌成一团,售货员手忙脚乱掩藏和转移“山寨机”。

  旋即,卖场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原来,这是虚惊一场,走进卖场的两个穿制服的人,并不是工商局的,而是两个退伍军人,他们周末来手机市场转悠。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6月上旬,央视的一个调查报告,将“山寨机”推向了风口浪尖。为了迎接全国文明城市检查,6月16日开始,深圳市对“山寨机”市场展开了新一轮严打。

  在远望数码商城的公告栏里,赫然可见市工商局公布的严打成果,诸如某某柜台被罚或被查抄的告示,吸引了不少围观者。

  “这次严打的对象只是高仿机,比如在外观和标识上打擦边球的产品NOKYA、HiPhone,它们侵犯了知识产权。”一柜台老板直言不讳,“检查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卖场一般都会提前得到消息,大家会把产品转移到其他地方。”

  相对卖场的火爆,赛格广场和科技大厦等几处写字楼(那里集中了上千家小型手机公司)则相对冷清不少。记者想找一些采访对象,发现不少公司已经关上了门,有的还在门上挂一把锁。有趣的是,记者敲了几下门,竟然有人小心翼翼地伸出头来探看。

  这些公司早在有关部门查处之前,就已听到风声,关门或挂锁其实是一种假象,目的是躲避严打,里面都在正常运作。

  第一章 “山寨机”的前世今生

  原本属于高科技行业,但由于联发科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规则,使得手机行业技术壁垒轰然倒地。特别是2007年10月,国家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解禁,“黑手机”合法漂白,“山寨机”由此得名,并风行于世。

  今年以来,国产品牌厂商的日子愁云惨淡,就像染上了一场瘟疫,先有波导退出手机研发,接着联想剥离手机业务,创维不久前又宣布甩卖手机部门股权,华为也正在为出售手机业务寻找买家。但“山寨机”却颇为争气,一路高歌猛进,将自己的触角伸入一线城市。

  “山寨机”的由来

  “山寨机”的诞生,有其深刻的行业背景和社会内因。刚进入21世纪,当时手机还是卖方市场,波导、TCL随便推出一款产品,忽悠一下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记得当年TCL推出一款“钻石手机”,几乎卖疯。其实,万明坚所鼓吹的“钻石手机”,分明只是镶了一块玻璃。而同样,波导一款做工很粗的“女人星”,刚出来时,也轰动一时。

  早期,用户对国产手机的底细还不知情,只因是国产货且价格低于洋品牌,所以选择了它们。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国产手机的质量存在致命缺陷,掉漆、死机、白屏时有发生。据时任TCL集团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的戴钢介绍,TCL手机的返修率高达40%。重营销轻质量、缺乏核心技术,使国产手机的市场反应速度慢,产品跟不上形势。

  消费者逐渐失望,并将目标转向洋品牌。当时,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的产品由于质量稳定,很受欢迎。但问题在于,垄断技术的洋品牌追求暴利,一款普通的手机,价格竟然高达3000来元,普通消费者根本承受不起。

  那时候,手机牌照还是一道很高的门槛。既然存在牌照手机,就有“黑手机”。不过,它们当时都使用韩国小厂商的芯片,质量很不稳定。虽然价格低了不少,消费者却不敢冒险。

  谁也不曾料到,今天功能更强大、造型更多样的手机,却只要几百元。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山寨机”的问世。而“山寨机”能有今天,得感谢联发科的创始人蔡明介,在看到国产手机质量问题以及洋品牌价格太高后,他决定研发一种集成芯片。

  2003年底,联发科手机芯片量产出货,因为芯片质量好和功能多,别人要1年时间才能出一款手机新品,而采用联发科的方案,3-6个月就能出货。2006年,联发科别出心裁,把别人需要几十上百人、一年多才能完成的手机主板、软件集成,研制出了廉价的MTK手机芯片,这一手机史上的大变革,彻底让手机生产没有了核心技术。

  联发科向手机厂家提供turn-key模式,即将芯片、软件平台以及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相当于出了手机半成品,而厂家只需套个外壳,配块电池,租一间房子就能生产手机了。

  据统计,2007年使用联发科解决方案的手机,在内地市场占有率为42.8%,几乎所有国产厂商(夏新除外)都采用了联发科的芯片,结果夏新去年暴亏8个亿。由于采用联发科芯片的厂商越来越多,使其出货量越来越大,资金实力迅速提升,系统故障率也逐渐降低。

  其实这种生产模式早已不难理解,比如戴尔电脑,戴尔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但它却将电脑的成本做到了最低,做成行业的佼佼者。目前,同样配置的手机,“山寨机”价格仅为洋品牌的1/5,是国内正规厂商的1/2。

  “山寨机”的市场反应速度也极快,一两个月就能推出一款新品。虽然正规品牌也使用联发科的芯片,但它们的产品须经多关检测,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我们玩不过‘山寨机’!”深圳一家国内品牌厂商的市场部经理道出了自己的无奈,“我们生产一款新机型,从立项到投入市场,至少要花上半年时间,等成品推向市场,已然变成淘汰机型,‘山寨机’又出新品了!”

  农村包围城市

  几乎卖疯了!这样概括“山寨机”的风头毫不为过。

  去年上半年,“山寨机”还只在二三线城市盛行。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它不仅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在国际市场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亚洲城市迪拜,整整一条街道,俨然成了“山寨机”的展览馆。在印度,低价的“山寨机”让国际品牌也黯然失色。

  去年下半年,“山寨机”在国内日子没往日那么舒服了,有些厂家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促使“寨主们”开始转战海外市场。

  说到“山寨机”出口,首先得提到头一个吃螃蟹的刘先生。当时他在国内的订单太少——业内有一个潜规则,“山寨机”少于一万台订货肯定亏本。那段时间,他把自己以前赚的500万元都赔了进去,甚至把在深圳罗湖的一幢房子也给抵押了。

  “我是被逼上绝路的,国内市场没法混,只能去海外市场赌一把,不成功则成仁。”刘先生告诉《IT时代周刊》,由于印度手机市场十分火爆,通过熟悉当地手机行情的朋友,他第一批谨慎“出口”2万部(其实还是积货)。没想到,正是这次试水,把他的厂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那批“处理货”每部净利润高达80元,这一单让他净赚160万元。

  后来,越来越多的“山寨机”冲向海外市场。现在,在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欧洲发达国家市场,到处有“山寨机”的影子,更有胆大者竟将货打入到诺基亚的老家芬兰。

  而在国内市场,“山寨机”也走过了遮遮掩掩的阶段。以广州为例,以前购买“黑手机”都得去大沙头手机市场。也就一年时间,“山寨风”几乎刮遍了广州的每个角落。而且,消费群体也在迅速发生变化,由以前的低端群体,扩大到中高端群体。

  一咨询公司的手机渠道总监指出,消费者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以前高端人士之所以不买“山寨机”,主要是担心质量,此外就是顾及面子。但他们逐渐发现,这类手机如今已基本不存在质量问题,因为其芯片及解决方案已经成熟。而面子终究抵不住价格的冲击,同样配置的手机,“山寨机”价格更便宜,电池更耐用。

  记者发现,前来深圳批量采购的,依然以二三级市场的进货商为主,但一级城市的采购量在明显加大,海外商人也越来越热衷。业内分析师指出,早期的“山寨机”只能呆在二三线城市,主要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但同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这些市场管理很宽松,可以躲避检查,成了早期“山寨机”的根据地,并在此完成了资本积累。

  一“山寨机”老板野心不小,他告诉记者,“我们在低价策略下,借鉴‘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目前在二三级市场的占有量已经超过50%。我们的目标不在此,最终目标是夺取大城市,包括海外城市。”

  第二章 高利润的产业链生态

  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山寨机”屡打不死,而且越烧越旺,关键就在于这一行业的高利润。

  铤而走险

  张远桥(化名),温州人,42岁,脑顶微秃,但精神抖擞,在手机行业浸淫10余年。2004年之前,他曾在TCL手机狂人万明坚手下工作,那段经历让他对手机行业的运作了如指掌,也为他后来走上“山寨”之路作了铺垫。

  眼下这段时间,张远桥同其他“寨主们”一样,低调了很多,但对生意并不担心。“几年来的积累,足以让我安稳度过严打。利用这段时间,我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未来的路怎么走,给自己做一个长远规划。”他笑笑说。

  他的自信,基于他多年来形成的市场判断,因为每次严打后,手机市场都会释放出一股新能量。

  据张介绍,任何一台“山寨机”的诞生,都要经历物色芯片、找软件解决方案、开模、生产和销售这5个环节。相比前几年,现在深圳已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分工模式,从手机设计、原材料供应到组装等各个环节,都有详细的分工。

  提及分工,他说了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在深圳,一家四兄妹办了个“山寨厂”,老大负责渠道和市场推广,老二负责组装,老三主管手机外形设计及外壳生产,老四则抓电源、电池等配件。

  目前,“山寨机”的生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委托正规代工厂完成,另一种则是“小作坊”式的组装厂。委托代工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山寨机”厂商,它们有一定的财力。而规模稍小的,则是简易的组装作坊,它们租一间房,请几个或者十几个工人,每天能组装千来部手机。

  张先生早期也是小作坊起家,那时,为了躲避相关部门的检查,不得不将小作坊放在深圳宝安的一个山头上,上下班都用车接送工人。但现在,一些“山寨机”厂主胆子越来越大,随便在闹市租一套居民房或一间写字楼,就办厂开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部正规手机投产,首先要有原信产部的准入。“山寨机”之所以价格低,主要在于它不用缴纳国家规定的17%的增值税、入网检查费(每部30-40元)、销售税、发票税。此外,还没有市场推广和售后服务等费用。

  一般而言,一个集成GPS导航、MP3、MP4、百万像素拍照等功能的手机电路板制造成本约为200元。而开模,加上屏幕、键盘等配件成本约为110元。最后委托加工,或自行组装,每部成本在20元左右,再配上充电器、电池、耳机等配件,一台手机的总成本约在400元左右。随着配置提高,成本会有所上升。目前,一部成本400元左右的“山寨机”,厂商对外的批发价为450元,每台利润50元,月出货10万台,月利润就可高达500万元!

  然而,深圳“山寨机”市场风云突变。目前已经涌现出上千家“山寨厂”,市场竞争近乎惨烈,利润不断下降,大宗批发,利润10元一部也卖。在残酷的价格战面前,每个月都有大量“山寨机”厂从深圳消失。

  卧虎藏龙之地

  “山寨机”名字听上去有些草莽,但这一行业却是卧虎藏龙之地。记者发现,很多代理商都有渠道经验,由于获利颇丰,一些以前做品牌机的代理商也加入进来,也有一些代理电脑和电视机的,由于行业利润下滑,遂转投“山寨机”。

  早期走上“山寨”之路的人,主要与当时手机行业的大环境有关。经历2002到2004年的短暂繁荣后,国产手机突然掉入冰窟,南方高科、科健、易美等一批红极一时的厂家轰然倒地。这些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部分进入其他品牌厂家,更多的是自己另起炉灶。但由于资金和实力不济,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地下工厂”。

  后来,国产手机持续低迷,市场份额由早期的50%以上,掉到2007年的30%左右,而且亏损严重,这一行不再是香饽饽。而干“黑手机”虽然风险高,却有利可图。于是,大量品牌厂商的人员加入进来。2007年10月,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取消,“黑手机”得到了漂白,这些人就更加有恃无恐。

  深圳市手机协会名誉会长谢麟振认为,“山寨机”老板的前身大部分都是正规手机厂商的研发或管理人员,是“另类精英”。他们熟悉行业的发展路径和技术走向,对政策等了如指掌,对消费者的需求也了然在心。尽管面临查抄的风险,但都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乐此不疲。

  由于“山寨机”毛利很高,令投资人热情不减,特别是今年股市不景气和楼市低迷,很多人都将投资注入这一领域。

  “一般来说,生产‘山寨机’的资金准入门槛为500万元。在深圳,这笔资金的筹集并不困难,找几个有钱的朋友,花不了几天就能凑齐。”张远桥如是认为。

  最肥的要数零售商,一台800元的“山寨机”,零售商一般要赚200元,这种利润,即使卖高端洋品牌也望尘莫及。所以在华强北,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档口,每月租金高达上万元,依然抢手得很。

  记者同时走访了深圳另外一些卖场,发现有些竟然不卖诺基亚的低端手机。“诺基亚中低端手机只有5%的毛利,除去柜台费用等开支,基本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而高端手机的毛利会高一些,但销量又不多。”一柜台老板这样告诉记者。

  牵一发而动全身

  2005年以来,深圳对“黑手机”虽展开过无数轮打击,但治标不治本。

  今年6月16日,深圳展开新一轮打击“山寨机”的活动,经营者的确有些受惊,纷纷下柜避风头。但记者7月16日发现,“山寨机”又已抬头,而且胆子也更大了。

  金立通信副总经理张高贤道出了“山寨机”难打的主因:“山寨机”顽强的生命力,不仅与政府打击的间歇性有关,更主要的是深圳已经有数千家从事手机业务的企业,这些企业相辅相成,环环相扣,要想全方位打击根本不可能——这些产业链上的企业,无论从政府税收还是从解决就业来看,对深圳经济的贡献都不可小觑。

  记者获悉,深圳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和手机生产销售公司,主要集中在华强北,仅注册登记的方案设计公司就有400多家,负责销售手机的公司也有3000家,其他生产公司更无法统计。从科技园到华强北,这里90%的公司做的都是与手机有关的生意。仅现代之窗、赛格广场和科技大厦等几处写字楼中,小型手机公司就有3000家左右,有的专门设计电路,有的专做主板设计,有的做外观设计,还有专做原器件的,分工甚是细密,从业人数多达20万人。

  目前,深圳手机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锂电池产量排名全球第二,手机产量约占全国一半。有着“中国电子市场晴雨表”之称的华强北,其大量产品就是手机终端和相关元件、零配件。其中大多数是为“山寨机”提供的。

  有专家预计,深圳手机产量占全球的1/5,加上产业链上的企业,产值在千亿元以上,牵涉到数十万人的就业问题,与地方政府利益攸关。因此,要想打击“山寨机”,当地政府也难以下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深圳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山寨机’现象。不能单纯看谁在做这个产品就整治谁,产业链上其它环节就不管了,这样治不了根。”泰尔实验室主任何桂立表示,“政府如果要想规范和治理‘山寨机’,应该把整个链条一起整治好。”

  第三章 “山寨机”出路何在

  “山寨机”风行的背后是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以及手机产业生态环境的破坏。

  但“山寨机”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小作坊式“山寨机”厂商,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却不乏创新思维,它们开发的产品新颖时尚,造型多样,令人叹为观止。若能妥善处理好“山寨机”与正规品牌之间的关系,加以适当引导,对国产手机将大有裨益。

  优点突出,问题不少

  “山寨机”2007年出货量多达1.5亿部,绝非偶然,也非低价致胜这么简单。国产手机正规品牌和洋品牌也都生产低端手机,诺基亚的低端手机价格甚至比“山寨机”更低。

  但有一点是无法比的,几乎所有“山寨机”都以功能全面而著称,超大屏幕、超长待机、双卡双待、百万像素摄像头、MP3/MP4多媒体播放,甚至GPS导航功能一应俱全。品牌厂商要实现这样的功能一点不难,但成本问题却不容回避。

  同样使用联发科的芯片,“山寨机”为何比正规军更受欢迎,除了价格原因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天马行空的创意。国产正规品牌一味模仿洋品牌,少有自主风格。但“山寨机”却准确把握了消费者的需求意向,不断推出迎合市场、样式花哨的新品。

  张远桥直言不讳,“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喜好声音很响的手机,他们喜欢在大街摆酷。”于是,4个喇叭、6个喇叭、8个喇叭的“山寨机”都诞生了。还有厂家更是挖空心思,将手机设计成车模状、手表状、烟盒状,甚至连水立方、鸟巢也不放过,让人耳目一新。虽然这些东西谈不上多少技术含量,但却能投消费者的喜好。

  在远望数码商城,一位学生模样女孩的胸前挂了一款福娃手机,她向记者表示,“今年是奥运年,我特别喜欢福娃可爱的造型,准备再买一部送人。”记者发现,这款手机把福娃头像和手机功能巧妙地融合了起来,功能颇多,价格却不及一个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福娃玩具贵。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对“山寨机”的创意褒扬有加:“比如,在外壳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这些东西适应了消费者的需求。你可以说蚂蚁啃骨头,也可以说对像诺基亚这样的厂商展开了一场‘人民战争’,这就是它们的优势。”

  “山寨机”的优点不少,但问题同样突出,虽然它涵盖了目前的热门应用,却样样不精。由于联发科解决方案的普及性,使不具资质的小企业进入了这个行业,它们的产品工艺较为粗糙,质量也难稳定。

  杨女士是“山寨机”用户,两个月前买的机,价格只要390元。让她烦恼的是,使用不到2个月,手机就不能开机。但她的手机是不承担保修责任的,只能自认倒霉。据悉,这类不保修的“山寨机”占很大比例。

  现在,很多“山寨机”都把精力放在对外观的追求上,忽视做工,键盘缝隙过大、外壳质感粗糙,而标榜的几百万像素图像效果连30万像素都不如。

  在深圳一公交车上,见一小伙子正在用“山寨机”看电视,但随着车速加快,信号开始断断续续,小伙子扫兴地把手机塞进了包里。他告诉记者,当时就是冲着这一功能买这部机的,以打发上下班的无聊时光。但是,这种手机在很多地方没信号,车速太快也不行,觉得有些上当。

  拷问政府监管

  “山寨机”火爆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问题。

  抄袭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设计,在“山寨机”中较普遍,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的畅销品牌,都能找到对应的“山寨”产品,不仅外观相似,功能也十分接近。iPhone还未登陆中国,山寨版的HiPhone早已问世,功能比真机还强大,消费者很容易掉入消费陷阱。

  山寨机大行其道,给国家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仅增值税一项,国家就损失178.5亿元。“山寨机”的泛滥,表面上是那些趋利的手机厂家,但实质上是政府监管的缺失。“山寨机”没有进入门槛,却有超高的利润,导致入行者趋之若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是所有“山寨机”都不交税,也有不少“山寨机”是在深圳注册的,这种厂商肯定会交税,只不过比正规厂商交得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就变相默认了“山寨机”的合法化。

  张高贤的评论较为客观,“山寨机”对国产手机的冲击很大,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金立上半年的出货量同比还是增加了10%。他指出,“山寨机”最大的弊端在于,破坏了国产手机的“生态平衡”,由于它的低成本,造成正规军在价格上处于弱势。这种混乱格局,影响了国产手机做大做强,导致全行业竞争力上不来。

  诺基亚有关人士认为,正规厂商卖几千元的东西,“山寨机”仅卖几百元,这和不正规的经营有很大关系。虽然它主攻中低端市场,但国际厂商都有大量的中低端产品线,冲击也是不可估量的。而最让他们窝火的是,诺基亚的N系列高端产品是被模仿得最多的,这给公司造成了不少损失。7月18日,诺基亚发布2008年第二季度财报,其大中国区市场第二季度的手机销量为1760万部,相比第一季度的2100万部下滑16.2%,这是诺基亚全球销售版图中唯一一个出现手机销量下滑的区域。

  “山寨机”的泛滥,政府主管部门监管不力是一个重要原因。早期,国家对手机生产和销售实行严格管制,对质量严格管控,“水货机”、“黑手机”较少。但自从2007年10月手机牌照制度改革后,手机市场的准入门槛降低了,大量不具资质的企业涌进来,导致一些产品没有经过质检就流入市场。

  还有,监管主体趋向多元化,多个部门都对手机产业有监控权,但却相互扯皮,最终削弱了对手机市场的管理和规范,这是造成“山寨机”泛滥的根本原因。要遏制“山寨机”的猖獗,有关部门应该明确市场监管主体及其职责。

  从良才是出路

  “山寨机”究竟该不该打?日前,新浪网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超过65%的人表示会考虑购买,超过75%的人认为应该加以引导,只有不足15%的人认为侵权违规应予严打。

  首先应该分清,哪些“山寨机”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从广义上来看,“山寨机”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属于走私的“黑手机”,它走私、逃关税,应该严厉打击;第二类是高仿机,完全照搬或照抄,这类假冒产品侵犯了知识产权,是违法的,也应毫不手软地予以打击;第三类是市场的主流,它们不走私、不仿冒,只是采用了联发科的芯片,品牌较小,这类产品适应了市场需求,政府应该区别对待。

  从某种意义上说,“山寨机”对品牌机除了带来灾难,同时也有促进作用,若能借鉴草根的“山寨文化”,利用现有成熟的产业链,国产手机或许会迎来新的机遇。

  北京邮电大学舒华英教授表示,“山寨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的崛起,给品牌机敲响了警钟,促使它们看到自已生产经营的不足,从而加速产业资源的整合。这就要求品牌机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加快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力度。

  在“山寨机”的大肆冲击下,受损最大的其实是一些老牌国产手机商,如夏新、波导、康佳、TCL等,它们对市场反应速度慢。而新起之秀如天宇朗通、金立和宇龙酷派,却有不俗表现,前者去年出货量达1700万台,其出奇制胜的法宝就源于血脉里的“山寨”基因,金立去年的出货量也达到了750万台,宇龙酷派则主攻高端,有属于自己的细分市场。

  在一味谴责“山寨机”不遵纪守法的同时,政府对正规品牌设置的制度是否合理?谢麟振认为,品牌厂商反应速度慢,与我国入网检测时间太长有关,若能在深圳设立南方分站,简化工作量,甚至降低费用,还是有“山寨机”愿意从良的。

  目前,入网检测只有北京的泰尔实验室一家,测试一款手机要三四十万元,收费太高。而且,每款机型光审核就要花一个多月,这也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工信部应该多授权几家检测机构,让它们之间有竞争。

  “山寨机”的产业链已经比较成熟,去年1.5亿部出货量,表明了“山寨机”的强大市场需求,一味打压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而天宇朗通的例子证明,“山寨机”转正并非不可能。前提是要给“山寨机”以政策倾斜,加快测试速度,减少测试费用,把它们引上正路。“山寨机”厂商也应该主动向正规厂商变身,避免打价格战的短期行为,净化产业环境,共同做大做强国产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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