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国有银行自顾不暇之际，民营资本终于又逮到了一次拾遗补缺的机会——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虽然具体措施颇为保守，但是如果民间金融真能如政府所愿，做一个规规矩矩的救火队员，或许会对未来更大的开放起到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文/胡浩，本刊记者
去年“最佳商业模式中国高峰论坛”上，孙大午曾说，中国民间从来不乏信用和道德，也不乏尤努斯式的智慧和探索，缺乏的是良好的金融环境。 不过，最近政府终于给民间金融开了个口子——浙江省将从7月起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招安的民间资金可能超过50亿元。虽说开的口子还不大，但毕竟历史的车轮已经嘎嘎作响，只要这次开闸能顺风顺水，也许民间金融真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苛刻的招安 政府的这次招安，坊间普遍看空。因为条件之苛刻，似乎只是把民间金融当作了救火队员，而不是一个有着盈利追求的金融资本。 其一是门槛较高。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要求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三年赢利且利润总额在1500万元(欠发达县域600万元)以上。这会使得一些“草寇”欲投无门。 其二是依然没有突破“只贷不存”的红线。做地下钱庄却可以集中大量资金，比小额贷款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其三是利率管制。银监会强调，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利率无法和地下钱庄的高利贷相比。而据台州市发改委的监测，2月份民间借贷年利率加权平均高达17.42%，短期临时性周转资金的年利率更是高达36%~60%，有些甚至达到了120%~300%(目前银行贷款的基准年利率是7.47%)。 难道这又是一次形式大于内容的试验？早在2005~2006年，官方就确定了号称“7颗星火”的试点公司(四川全力、贵州华地、内蒙融丰、陕西信昌与大洋汇鑫、山西晋源泰与日升隆)。但结果却因为机制束缚过紧，星火未能燎原，成了7个被遗忘的孤儿，艰难求生。 然而，历史不会重复。细究此次试点推出的时间、地点以及民间金融自身的演进，浙江试点并非想象中那样悲观。 拾荒的民营资本 翻开中国经济的发展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民营资本始终扮演着“拾荒者”的角色。
政府只会在国有资本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才会把残羹冷炙交给民营资本，而值得敬佩的是民营资本就靠着一次次的拾荒，竟然撬开了整个计划经济体系，直至现在的金融领域。 这次试点也不例外。 2008年以来，民营企业的悲情四处漫延，温州、广东等地的大批中小企业关停并转，惨烈异常。而美国的次贷危机，国内的股市、楼市纷纷暴跌，使得国有银行自顾不暇，银监会的每一步指令都卡住银行的钱袋子，防患于未然。 经济学家巴曙松向本刊记者描述了这样一幅险象环生的图景：“这次紧缩，大小银行都力保大企业客户，从中小企业那里争先恐后地抽资金，形成了践踏效应。再好的中小企业也受不了。”形象地说，中小企业面临“四把刀子”加“一根绳子”的围剿。“四把刀子”是指汇率升值，以及能源、原材料、劳务成本大幅度上涨；“一根绳子”就是信贷收紧。很多企业有神通逃过“刀子”，但最终还是被“绳子”扼住了咽喉。 从管理层的角度来看，在这种国内外金融环境不稳的情况下，国有银行自然要担当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而从国有银行自身风险的角度来看，把钱给那些前途未卜的中小民企，无异于自找麻烦。 显然，在非常时期，金融正规军的大门紧闭，中小企业走投无路只能投奔“非正规”的民营资本。管理层与其眼睁睁看着大批中小民企死亡，不如顺水推舟，许民间金融一个身份，在明处来参与救助。 于是，中国的改革又找到了一个达成新默契的时机：当官方力量已经自顾不暇，抑或黔驴技穷，再或视之为“苦差”的时候，原本对民营资本关闭的闸门便悄悄开启了。 虽然此次招安条件苛刻，但从“拾荒”一步步走到市场舞台中央的民营资本还是有理由发挥自己的想象。根据银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被收编的民间金融可以构想这样的“转正”路径：从小额贷款公司进化到小商人银行、村镇银行或者社区银行，最终成为正规的金融机构。 这样一个合法的身份与看起来不错的未来想象空间，至少给了那些患有身份焦虑症的地下钱庄一条新的选择。而与之前的学者试验、政府试点不同，政府这次在危难时刻的火线收编，如果民间金融真能如政府所愿，只帮忙不添乱，做一个规规矩矩的救火队员，或许能打消政府心中的顾虑，对未来更大的开放起到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民间力量的自我救赎 再来看这次的试点地区。 巴曙松特别强调，与过去选择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这次选择了民间金融最发达的浙江，国家是意有所指的。据央行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民间资本沉淀金额达数十万亿元，而浙江是最多的，民间资本沉淀达8300亿元，相应地，浙江的民间金融也是最发达的。 过去，人们更多地会听这样的故事——“会头”大肆挥霍最终破产，连带千家万户破产。民间金融的正面作用就像正规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一样，往往会被媒体隐匿。然而在今天的浙江，民间金融基本上是公开的，规范而有序地工作。不可替代的优势也在显现：融资期限一般以短期为主，交易程序也比正规金融机构简单、快捷，贴现票据的手续更是简便，甚至还采用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股份制运作。浙江的民间金融通过自身的快速进化，争取到了国家对民间智慧与民间力量的尊重。 而浙江的金融智慧，也日渐被人称道。以温州为例，温州的民间资金可以以“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股团”的方式随时集结，然后在全国攻城掠地。人们诟病其投机之余，却不得不赞叹它背后的金融机制支持。温州奇迹与温州的民间金融创造密不可分，而它的发端却是经常被混名于“抬会”、“老鼠会”的“标会”。标会制度优越之处在于，可以使哪怕再小的民间资本都能有效集聚起来，而建立在熟人亲戚之间的信用，又使这种模式的运行成本极低。因为“标会”，温州每一分钱都没有沉淀，都参与到了本地商人的扩张之中。而许多温州人的第一桶金也因标会而始。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不能低估民间金融浮出水面的动力，地下钱庄的高利率，实际上包含了中小企业贷款人的“风险溢价”，这中间含有其非法身份的风险——这种风险难以估算，随时可能会让从业者入狱获刑。 而政府选择浙江，代表了国家对浙江民间金融发展的某种认同，也使装备精良的非正规军有了被收编的可能与必要。 最初的“招安细则”肯定严苛，但一旦试水成功，相信会放宽许多。至于小额货款公司利率市场化、可存可贷的共识也只是一个迟早与步骤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