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解析华尔街崩盘的基因：华尔街战争》
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没有意义。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就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争论，采用务实的态度对待人类社会一切的思想和理论精华，从而走上了一条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中国越来越多的自由经济，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产生在世界上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同时，中国严格监管的国营银行体制、风险管理，加上风险控制机制，给我们设置了保护社会财富的“保险箱”。正是因为两者的平衡，才使中国在摆脱了“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之后快速发展，又不失去国家随时的宏观调控。关键是在两者中找到一个平衡，这也许才是解救金融危机之道。 结语：从华尔街到中山路 关注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可以带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一是你买了股票，你必然要关注股票的升或跌。一是没有买股票，关心股市行情，纯粹是为了知识上的兴趣。前者的关心，是跟自己的腰包连在一起的。因为道琼斯指数反映了每天美国蓝筹股的变化，反映了美国市场的基本面。虽然你没有买道琼斯指数里的股票，但道琼斯指数牵一发而动全身，总会影响你买的股票的行情。这个时候，道琼斯指数的变化，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情绪的变化。而第二种关心，则是知识性的，没有直接的个人经济上的关系，因而道琼斯指数的变化不会造成个人的心情的起伏。 这一段时间，我对道琼斯指数的关心，属于第二种。最近两三个星期，也就是我每天伏案，埋在资料堆里，梳理各种材料和数据，编写这本《华尔街战争》的一段时间，华尔街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华尔街，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都在演绎着它的历史上的“第一”。在华尔街发生着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大事件的历史时刻，每天用键盘记录下来它现实又历史的演义，是一种非常特别而又有意义的经验。这种经验，人一生恐怕只能经历一次。因为，眼下我们所见证的华尔街故事，再也不会在历史上重演了。而每天我们所经历的华尔街的巨变，比任何一部电影、戏剧或小说都更加精彩。 而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次的写作经验，之所以特别，还因为它给了我一次自我发现的机会。《华尔街战争》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次愉快的、多年未体验过的自我发现的历程。
我想起与我同时代的一位诗人顾城。那是十年前的事了。顾城的朋友把他在新西兰的经历拍成了一部电影。我则对他的结局从心理上作了一次梳理，写下了《激流岛——顾城心理分析》手稿。 顾城的命运，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人流浪海外的“文化失落”的隐喻和“精神失落”的象征。文化的失落，精神的放逐、心灵的流浪是海外中国人的共同宿命。手稿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最后的结局仿佛已经注定了。对于顾城来说，当物质上的家（岛上的住房）、关系上的家（远离亲朋好友）、角色意义上的家（谢烨将出走）、‘女儿国’的家（与英儿、谢烨的‘女儿国‘关系）以及精神上的家（写作的 理想）都一一破灭之后，顾城也就选择了沉沦的结局。”没有确切的写作日期了，但手稿里夹了一张《明报》的剪报，时间是1997年7月20日。顾城的故事，如果跟这本书还有什么可以扯得上关系的话，就是他在岛上购买了房子。那时，还根本没有“次贷”这回事，摩根大通银行发明“信用违约掉期”的金融衍生工具也不到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