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组织原则的最大特色就是家，家族企业、家国、家天下这些概念正好说明了组织家的原则也是中国人组织其他组织的原则。 中国人的家不等同于西方的家的概念。中国的家族是以扩大的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父权力为主的社会职能单位。而西方的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男女结合，为的是生育和养育，培育后代是所有家庭功能中最核心的一件事，所以变成小家庭制度，因为小家庭就足以支撑培育后代的责任。但是中国的家，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扩大家族，甚至是一个宗族，扮演的角色功能非常多，教、养、卫，全部都在其中。现代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职能都在一个家族中间完成，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教育功能以及对外保卫等。西方为什么有现代国家这个概念？就是因为家庭越来越只扮演单一功能，其他功能都分离出去，就产生了现代无所不管的万能政府。乡土中国刚好相反，社会功能全部可以在家族之内解决，所以不会需要现代政府的介入。 这种多功能角色的家，使得中国家庭成为费孝通笔下的“男女有别”社会。中国男女的结合只是构成家族各项功能中间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是为了要抚育后代和家族传续，其它的教、养、卫的功能则有赖于整个家族的支持。男女结合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家族。夫妇之间，就像是一个内部有分工的组织单位，男的下田，女的做菜、洗衣。运作的核心就是家族中的男人和男人在一起播种、收成，组织乡团等等活动；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养小孩、织缝衣服等等，家族之中男的和男的工作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形成一个“男女有别”的乡土社会。在经济上，甚至形成费孝通观察江南乡村经济时发觉的“男耕女织”现象，也就是男掌农业、女掌“工业”(养蚕纺织业)的江南经济。 在中国，家族成为分工与合作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让中国人培养出以家族为核心的组织方式，也就是以一个家族的人为主要干部，分掌各个重要职位，以组织一群人分工合作，完成工作目标。有时，家族也会与外人拉近关系，形成“拟似家人”关系，好像一个家族成员一样共营组织生活。 所以在经济组织上，中国人形成“家族企业”，多半是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组织成公司的领导阶层，但有时也会将一些“老臣”纳入“家族”之中，仍以“家族”成员相处的原则与“老臣”共营组织。在企业管理上，中国人将家的概念扩及整个企业，希望公司要像家一样，员工对公司有家一般的认同，领导者也要像家父，提供员工家的感觉。在企业之外的网络式经济中，中国人也以“家族”的概念扩及于一群“称兄道弟”的生意伙伴间，相互为上下游，共同投资，成为一个“企业家族”。 家族中心的组织方式，不但使中国企业保持家族企业的特性，而且使中国式领导保持家父领导的风格。在企业之外，企业领导也喜欢与长期的或有潜力的生意伙伴拉近关系，如同结义兄弟一般，形成中国人关系类型中十分特别的一种类型，学理上称之为“熟人连带”。 “家族”企业
中国人善长“推己”，所以会把家的概念推而广之，“家族企业”的领导班子不必然都是家人，也可以由一群“拟似家族成员”所组成。从家人、亲属到朋友、老臣，都可以凝聚成一个“拟似家族”，营造出一个企业的核心团队，关键在于领导人如何带人，使团队成员有“家”的感觉。 中国历史上，唐太宗乃此中高手，其要诀如下。 展现真诚与前后一致性。唐太宗的班底中，大多都是其他阵营的降将。如魏徵就是李世民之兄李建成的核心幕僚，曾经建议太子要先下手为强，早早除掉李世民，以免夺嫡后患。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后，李世民抓住魏徵问“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的感情”，魏徵不但不求饶，反而说“如果太子听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李世民不但赦免了魏徵，而且重用，终于成就这段君臣相遇的后世典范。 收服尉迟敬德的过程更是戏剧化。李渊、李世民兵起太原，进军长安，再进而徐图天下，没想到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之下，袭夺了太原。尉迟敬德是刘武周的手下，据守在山西南部，李世民回军收复失地，却一直无法突破尉迟敬德的防守。结果唐军绕过尉迟敬德，先到北方击跨刘武周，尉迟敬德才投降。投降后军心不稳，李世民却直入尉迟敬德的大帐，与之同寐，用行动表达对尉迟敬德的信任，并对其说“如果你一定要走，我就以金相赠，以表一时共事的情谊”，尉迟敬德这才完全拜服，自此忠心不二。 其他如上文所说的李靖以及隋炀帝的禁卫部队领导宇文士及都不是李世民秦王府中一起打天下的旧部，但李世民都能以诚相待，委以重任，结果李靖能平定突厥，解决中国一百多年来数个朝代无法解决的边患。而宇文士及及其兄弟三人在隋炀帝时以奸佞谄媚而主掌禁卫军，又领兵犯上杀了炀帝，最后在李世民手下却成了忠心直言的谏臣。 以诚相待才能建立团队内的信任，但要持之以恒并保持前后一致才能维持这份信任。 李世民马上得天下，却深知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所以天下大定之后，武将不再受到重用，尉迟敬德有些郁郁寡欢。一次在朝堂之上，为了座位的排序，他闹起情绪，不但乱了秩序，而且打伤了皇帝的堂弟李道宗。太宗很不高兴，说“我总想保全老臣，但现在才知道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掉功臣故旧，也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尉迟敬德十分后悔，脱掉衣服露出身上十几处创伤，都是和太宗出生入死保护太宗留下的。李世民看了也很感伤，与尉迟敬德叙旧通好，对待他依然如故，只是为了保全老臣，不再给他实权，只保其荣华富贵。 李世民对这些老臣能够保持感情一辈子，诚心相待，始终如一，所以没发生“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如汉高祖刘邦或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大杀功臣的惨剧。他的团队也始终效劳忠心，这个团队甚至在其子高宗在位时都辅佐高宗治理朝政，开疆拓土，将唐朝江山扩到极致。 开放的态度、随时的激励与展现对团队的关怀。团队建设最害怕成为一个封闭的精英团体，使得讯息在一个小团体中流通，产生偏听、偏看的结果。封闭也会使得相同的一群人越来越同构，在脑力激荡中少了多元的观点，而让决策品质不断下降。所以好的团队一定要有开放的胸襟，能容下不同的观点，也能不断加入新血。 李世民的团队就能做到这一点，如魏徵、李靖、李绩等人都不是打天下时的天策上将府团队，但却能成为贞观之治中的名臣，其不断扩大团队加入新血的开放胸襟，使他的团队总能与时俱进，应付不断变化的国家大事。 班底不比员工，一定要用感情去带团队成员，但也不能只有感情，成果的分享，随时的激励仍是重要的。李世民对功臣的赏赐往往不吝巨资，甚至愿意将女儿嫁给魏徵，以结为亲家的方式表彰魏徵的忠心与直言。最后还将功臣画像画在凌烟阁上以为永世纪念，都是不断的激励措施。 从“家族”企业到企业家族 除了企业内要以家的原则组织一个领导团队，组织外，中国人也懂得要以家的原则经营自己的人脉网，好组织出一张外包伙伴及战略联盟网络，共同构成一个“企业家族”。 为什么“家”的感觉在交易行为中十分重要呢？我们以高科技业界的外包交易为例，分析如下。 首先，“家”中的信任关系可以使双方在合约中不用巨细靡遗地规定所有的交易行为，一方面保留了弹性，一方面减少了交易成本。对于一些信任关系较强的合作关系，厂商在契约的订定上则以不约定罚责，不需订定太过于详细的契约，来保持协商空间的弹性，并相信双方以善意解决问题。所以有信任关系，可以保持较大的弹性，不至于被契约规定得太死。 其次，人脉使得赶单、插单成为可能。外包交易过程中最能展现人脉价值的是良好的额外服务，包括：为临时订单加时工作、加入研发工作、在危机管理中提供帮助。这些额外服务无法由合约或者制造商的管制加以确定。外包商可能是因为处于较低的权力地位而提供这种服务，但是如果处于权力位阶较高的制造商也给与额外服务，这个善意就可确定是真实信任的指针。因为这种服务或帮助不能通过书面合约来确定，而这种交换不可避免的面临风险，需要信任使之确信另一方会回馈。真实信任因此能够在外包商和制造商之间相互提供的额外服务中看到。 中国式商法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其弹性，可以快速的改变产品内容，快速地增加或减少供应，这种弹性的来源正好是不被制度绑死，靠着人际协商就能产生合作，所以中国人的交易中不会将制度规定得巨细靡遗，必须留给双方协商后就自由变更的空间。协商有赖于对双方善意的信任，这正是人脉的价值。 另外，信任关系也可以是谈判时的润滑剂。价格谈判在业界是每一季都必须面对的，双方会认同一定的降价要求以提升双方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并且以互惠的计价方式和有输有赢的人情互动法则来稳定合作关系。当然，权力大小仍是议价时最主要的后盾，因此厂商仍会以增加对方依赖度及减少自已对对方的依存度来增加自己的谈判权力，更重要的是本身在产业竞争优势的位置。如果这不是一笔短期交易，而双方有着对长期交易的期待，则谈判策略会偏向合作与委协，这时对对方善意的信任就十分重要，可以降低撕破脸的危险。 降了价格之外的其他谈判，如忽然减单如何共同负担备料损失，以及检验标准的协商（检具的使用），或以协商方式解决任何制造过程的问题（如品质不良等），等等，信任关系都扮演了润滑剂的角色。 最后，有纠纷或有冲突时，有了信任关系，可以得到善意的化解。信任关系有助于增加更多其他合作，如关键信息的及时传递、技术支援、联合研发等。而且，如此紧密的互动有助于争端的解决，使得有权力的一方会替对方考虑而不随便使用权力。 善于应用家的原则于组织之中，使得中国人不必过分依赖流程与规章，做事时有较大的弹性空间，一切以善意为基础，不需要巨细靡遗的控制，省了很多交易成本，是中国企业保持灵活弹性与快速反应的诀窍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