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扶贫工作总结 谁是金融“扶贫”的主力



《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金融扶贫工作总结 谁是金融“扶贫”的主力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正在各地迅速铺开,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亦于日前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种种迹象表明,长期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民间借贷开始逐步合法化。

  上述松动有赖于两点政策诱因:其一,通过前期改革,中国的银行业组织体系趋于健全,机构种类趋于丰富,市场竞争趋于充分,服务功能趋于完善,这种稳定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态势,有助于增量改革渐次推开;其二,相对于金融需求的多样化,中国的金融供给并未同步摆脱同构性,由此形成的金融“错配”日益显著地制约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规模类型的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民间借贷的导入符合增量改革的一贯思路,其可行性与必要性正在伴随经济趋紧而不断上升。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温州市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不到半天即发放贷款4000多万元,占可贷资金总额的近三分之一。很显然,这一颇具代表性的现象背后,实则隐藏着大批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以及大量民间闲置资金寻求合理回报的冲动。

  尽管供需两旺,但是“只贷不存”的民间借贷至多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媾和作用。究其原因,除了金融企业独有的“竞争悖论”(不竞争不足以提高效率,但完全竞争所导致的破产又会因其巨大的外部性而更难以收拾)很容易诱使监管部门过度管制外,更为重要的是,民间借贷本身带有的先天不足不允许其扮演金融“扶贫”主力军的角色。

  民间信贷赖以存在的基础有两条,一是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二是高于常态的贷款利率。就前者而言,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主要源自借贷双方事前结成的地缘、人缘或血缘关系,这种基础只能作用于比较小的范围;就后者而言,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可避免,贷款人的预期收益并不伴随贷款利率简单递增,民间借贷同样面临银行借贷难以破解的难题,即如何确定最佳贷款利率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扭转金融“错配”必须更为倚重存量改革,即在注重培育多层次、多渠道融资体系的同时,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大的力度改造现有金融体系,理由如下:

  首先,金融行业具备明显的规模效益,银行风险与银行规模呈反相关关系,同时,银行规模越大,越具有创新能力。即使归结到本文所谈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来,随着全球性银行业不断合并,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银行规模与企业规模逐渐拉大的趋势,因此规模对称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条件。

  其次,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源自所有制歧视而非信息不对称,其主要表现在产出约占40%的国有经济部门所取得的贷款份额高达80%。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去年年末总资产即达52.6万亿元)继续固守其国有偏好,那么,多为民企的中小企业从中挖掘出的有限资金可想而知。

  最后,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具备很大的挖潜空间。从技术上看,所有制歧视比信息不对称更容易改善;此外,中国的M2/GDP之高世所罕见(其值约为2),不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0.7的水平,甚至高于长期陷于“流动性陷阱”的日本的水平。因此,乐观地说,金融体系只要部分降低代理成本或部分提高定价水平,其所能够从低收益资产中转出、并用于金融“扶贫”的资金量无疑将是巨大甚至是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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