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王军 ——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一
今年，许多地方都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在各种纪念活动和讨论中，法律似乎只是一个配角，人们更多议论的是经济体制和政策的变化。人家过生日，他去祝寿——这大概就是法律目前的境遇。其实，这也正符合法律在这一历史性变迁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 中国的社会转型不是以法律变革的方式进行的：法律既不是改革的先导，也不是改革的定调；政策决定一切。 经济学界关注的问题是：30年里，中国的“经济奇迹”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而法律界尤其是国外的研究者也在思考和争辩相关的一个问题：法律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何等角色？在法律“（极）不完备”（例如私产保护不完备）的条件下，中国为什么还会发生“经济奇迹”？——这听起来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奇迹！ 不错，这30年里，我们的法律与日俱增。但法律与法治不可同日而语。许多法律规章，不是扩展人们的自由和选择空间，而仅仅是增设各种特许、限制、审批和管制，还美其名曰：“管理”和“规范”。法律规章陆续出台，不断地制造“跑部钱进”“寻租”“托关系”“找熟人”的理由。法律之外总是另有一套游戏规则。“潜规则”一词一经面世，便立即受到“追捧”。因为它在中国社会太具有解释力了。法律规章的数量未必与人民的自由度和幸福度成正比。许多时候恰恰成反比。这个道理早已在“道德经”中揭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如今，人们的诉讼意识蓬勃发展，“打官司”已不再稀罕，更不是见不得人的丑事。但是，许多诉讼的背后总是同时进行着更加激烈的较量：关系的比拼。所以，“打官司”又被戏称为“打关系”。人们物色律师时的一个考虑重点是，该律师能否与法官拉上“关系”。而律师在推销自己的时候总是要以各种方式炫耀自己的官方背景：诸如曾担任过法官、检察官，或曾在某政府机构任职，或与某某官员熟识等等。对时下的律师而言，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仅有专业能力的律师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即便你想做一个仅仅依靠专业能力生存的律师，委托人也未必买账，他们会给律师施加压力，敦促律师与法官疏通“关系”。 出入法庭并不等于中国人尊重法律。当“打官司”公然蜕化成“打关系”、诉讼与公正脱节的时候，法律和诉讼也就可悲地沦为个人利用国家机器打击争议对方的工具而已。这样的诉讼越多，社会矛盾就越多、越尖锐，社会本身就越是陷于分崩离析。 法律得到尊重了吗？如果希望别人都遵守法律而唯独自己除外也够得上一种尊重的话，回答可以是肯定的。“拿起法律武器”是人们普法宣传时常挂在嘴边的短语。这个耳熟能详的话语反映了人们的真实心理：法律是“武器”，而武器是只能用于对外击打敌人的。 法律尽管已遍布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但通过法律追求正义并未成为多数人的信仰。 法律不被尊重，有时候是因为它们是外在于社会、强加于人们的负担。那些无端地增加了人们生活、创业和交易成本的法律规章，当然不会赢得尊重。它们本身就是激发违法行为的根源。 对于这类法律规章，人们自有应对之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些形形色色的“非正式制度”“潜规则”“人情”“常理”都会帮助人们避开雷区而又不至于触犯法禁。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和讲人情的传统，这时候显得弥足珍贵。 人们常常谴责“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殊不知，如果真的严厉执行那些不合情理的规章制度，“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话，结果可能会更加糟糕。18世纪俄罗斯作家伊凡·诺维科夫说：俄罗斯人不幸中的万幸是，人们糟糕地执行了糟糕的法律。在中国，应付差事、漫不经心的执法和各种潜规则的存在，有时候恰好抵消了某些不合理的法律规章对社会的危害——这是中国法律实践中的一个有趣现象，也是我们解释上述第二个“奇迹”的线索之一。 法律不被尊重，并不等于中国人的经济活动没有规矩。须知，在我们的社会，产权保护和合同履行——市场经济的两根支柱——并非完全依赖于法律。换言之，尊重别人的私产、信守承诺是所有文明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它们先于且不依赖于法律而存在。事实上，人们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并非依照法律亦步亦趋地进行，而是遵循着固有的传统、习俗、惯例和道德。所以，那些企图通过几纸法律规章“改天换地”、改变人们的习俗、“规范”人们生活的努力往往会归于失败。 但是，法律的确在发挥作用。它的角色是独特的。以西方法治为现代性模板的解释视角往往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于是，中国就出现了许多“奇迹”。 在经济起飞的30年里，法律究竟扮演了何等角色？在以后的几期文章里，我将尝试着从合同法、财产法和企业法等方面，解释第二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