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理论总有缺陷，单向地利用缺陷则必然是利益驱动。
作者：胡正诚
奥巴马的竞选纲领之一是要适当增税，这对深感社会不公、公共权益被侵害的选民有很大吸引力。有位教授就编个寓言讲道理：如果增税，资本可以自由流走，普通民众不仅没有得到社会公平，反而可能失业，反正有钱人到哪里都有钱。 全球化吹鼓手们就是这样宣扬着无祖国的跨国公司以及资本力量对各国家权力的全面替代。但是，主权国家拥有最终的暴力手段——军队，必要时可以采取政治和军事方案来对抗资本力量。实际上，美国的那些资本家们如果没有美国的国家力量做后盾，怎么可能建立对他们有利的全球化体系？全球化三大支柱的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如果没有美国独大的军事力量为最终后盾，怎么可能多年来如此听命于大资本家的意志？何况，资本家的高收益根本无法离开要对其征税的美国市场：一件100美元的衬衣可以在中国生产，七八美元的出厂价格中能包含多少税收？增值的90多美元却必须在美国市场实现因而也必须在美国纳税。实际上，税收相对较高的二战后到70年代，美国最富有的人群的收入增长比例比其他群体都低，没有出现资本外逃，反而吸引了大批国外贪官，强大的政权保证资本得以正常运转并带来利润，而这个政权是依靠税收运转的。但是，资本力量不想交这个税。 上世纪8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大幅减税，资本更自由了，同时依赖政府拨款的基础科学和重要应用领域的投资相对缩小，技术创新受挫。标榜市场能自动实现最佳资源配置的大公司，则没有人愿意自己来冒险投入。因为精英们鼓吹着股东利益最大化才是唯一的天经地义，而衡量的最好标准就是股价，并用来确定管理层的报酬。董事会只能注重短期股票价格，并据此给予经理人奖励，较长期的期权一般也不过是几年的兑现期而已，只要在这个期限内确保股价高涨，就可以拿到大笔的现金。在高管看来，冒险投入可能带来长期收益的研发资金当然是非理性的，压制了当期股价还承担了无意义的风险。并购和重组比用心的管理更能够拉高股价，游说政府可以获得各种税务优惠和补贴，非但不必冒险创新，更是了不起的成就。投机确有“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的功能，但因此不顾其规模和风险控制，参与各方都拿着别人的钱对赌，这时的投机就是经理人们为了自己奖金的共同设局，而不是真正的价格机制。公司的并购和重组号称能够赶走不称职的经理人，但经理人可以让投行精英们设计出各种反并购的机制，股东们每人分摊点小钱而已。 多个短期的高增长就等于长期的高增长，好极了！可惜缺少内在的支撑早晚崩盘。不过，这只是某个不幸运的经理人倒霉了，之前的高管们已经在多个高增长的短期里面拿钱走人了。 如果不幸这个公司有一些持有大量股份的股东，或者很有号召力的股东，那么经理人的把戏就面对最大的威胁。所以实现股份分散是关键步骤，对公众发售股票的操作中一定要确保不能出现大股东。一旦公司有无数的股东，那么主宰经营和决定利益分配的就不再是股东，而是公司高管。数量众多的小股东进行监管的投入和回报不对称，缺乏意愿有效行使其投票权，董事们则是代行职权，容易被合法收买，高管给董事高薪，董事回报给高管有倾向性的薪酬体系。理论上的信托责任靠什么来监管和保证？法律执行的成本非常高昂，“透明”一定受制于信息不对称，拥有实质支配权的少数人（高管）就会剥削多数人（股东）。 既有钱又聪明者如甲骨文的拉里·埃尔森，对待经理人向来不客气，实在是他心中雪亮：有点钱但是不够聪明的人，希望获得快钱或者轻松的钱，利用这一人性弱点，聪明而刻苦的穷人（包括高管和学者们）就设计了前面这样一个体系。当了凯子的有钱人输光了还以为是自己遇到了市场的不利波动，不够走运而已。 由华尔街最优秀的人才设计出整套机制，吸引各国的资金“理性”地流入美国（当然也得益于流出国自己的体系不佳），多次延缓了崩盘，甚至让美国最穷的普通百姓通过次贷也能住上大房子（尽管动机是为了自己赚大钱），相信很多华尔街人颇有“美国恩人”的自豪。格林斯潘获得帝王般的尊崇，绝非浪得虚名，实在是对某些人群贡献良多。保尔森在救市措施中给华尔街高管们留下个人奖金的空间，绝不是仅仅限于同事之谊或者利益输送，更是深明美国需要留住一些顶尖人才来继续弄来资金来维持美国的运转。当年法律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产生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破坏，现在竟然许可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作为投行消失而作为商业银行继续存在，这不过是隐入幕后，投行的功能绝不会失去，在获得大量储蓄资金后还可能更有活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各国大喊要重回实体经济，以创新来重振市场，面临巨大挑战：既需要虚拟经济的资金争取时间，还要保证实体经济得以充实。现有格局中的短视行为要有可行的措施加以扭转，利益格局的重建绝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