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主党人奥巴马成为美国新任总统，克鲁格曼的自由派理想能够实现吗？
作者：成远
在阅读新近翻译出版的保罗·克鲁格曼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时，读者大概会不时忘记作者的经济学家背景，甚至可能连他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锋芒，也常被书中那尖酸刻薄的讽刺和过于鲜明的党派立场所掩盖而稍显逊色。 据说，克鲁格曼独自在家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一手扶着头，一手点开电脑里的读者来信，大声朗读：“我一看见你的文章就想把报纸扔掉。”“你们大学应该开除你。”这些愤怒的言辞来自阅读他每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两篇专栏文章的读者，而克鲁格曼似乎已经对面向公众写作并接受激烈的反馈上了瘾，他同时还是《外交》、《哈佛商业评论》和《科学美国人》等杂志的撰稿人。 究竟是什么因素驱使一位职业经济学家对批评共和党和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如此热衷？诺贝尔奖委员会为什么在此时让一位左倾的经济学家独自获奖（虽然从诺奖委员会给出的获奖原因看，与克鲁格曼共享新贸易理论成就的应该还有另外两位经济学家）？ 自由派经济学家 从克鲁格曼的媒体言论、学术著作和职业生涯来看，与其说他是经济学界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代表，不如说他是位经济学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家，或者像他自己经常强调的那样，他应属于美国政治概念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 这样说的根据是，克鲁格曼对历史、地理等人文社会学科一直抱有浓厚兴趣，这种兴趣甚至持续到他作为经济学家成名后多年。这点和凯恩斯颇为相似，他曾为最新版的《凯恩斯传》作序。他说过，自己在大学本科时期并没读过几篇经济学文献，而是天天去历史系旁听。开阔的视野让克鲁格曼经常能够跳出窠臼进行思考，发现新的问题。他曾直截了当地告诉别人，所谓的经济学开创性贡献其实早就在历史著作里写着，只是陷入专业分工和数理模型的经济学家们没有注意到罢了。 他的学术贡献也和其兼容历史、地理等多学科有关。诺奖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跳出了国际贸易经典的比较优势范式，看到规模效应对产业布局（包括城市的崛起等）和贸易的影响。简单说他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具有开创性贡献。其职业经历颇为丰富，除了从1990年开始为公众撰写专栏和在大学任教以外，他还曾任职于里根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虽然他一直是里根反对的福利国家的坚定捍卫者。他还被克林顿邀请加入了竞选班子，但后者当选后他却并未进入华府。克鲁格曼最新的公职是被伯南克请进美联储，参与金融危机的拯救计划。 综合其学术背景、媒体言论和职业经历，再加上此次获奖带来的声望，这位生于1953年婴儿潮一代、具有犹太血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美国政治领域中“自由派”在知识界的接班人，反对保守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宣称，这一历史时刻正是恢复罗斯福新政的遗业，建立被保守派分子批为“华丽的社会实验"的全面医疗保险体系的最好时机。 新的“新政” 为什么克鲁格曼在此时不遗余力地鼓吹“新政”，并将核心指定为建立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克鲁格曼长期关注并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主要回顾和剖析的美国政治史上来。美国政治领域里的“自由主义”或者“自由派”，指的通常是秉持福利国家理念的一群人，在经济上它主张政府干预，多数也主张自由贸易，但骨子里相信市场会出错，需要政府适当插手，政治上他们依然捍卫民主。与之相对的是保守主义和保守派，主张废除一切和福利国家有关的制度，比如减税和医疗保险私有化等，经济上通常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骨子里对政府抱有警惕，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小政府，大市场”理念的奉行者。克鲁格曼认为，极端保守主义容易走向大资本家独裁的政治，破坏民主的基础。 在书中，克鲁格曼回顾了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前那个经济、社会分化严重的“长镀金时代”的美国；又描述了新政实施后，通过工资管制、累进税率、支持工会运动等，在短短几年内出现了一个平等的、中产阶级的美国；在政治上，民主、共和两党还形成了一个共同接受新政基本原则的多数派，随后美国经历了长达30年的大繁荣。而接下来，克鲁格曼认为，保守主义发动反攻，他们通过建立知识、商业和社会基础，尤其是借助美国历史上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情绪来分散公众对福利制度等重大公共问题的注意力，从而赢得了大多数选举，一步步瓦解了新政的成果。随着这一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取得胜利，保守派自己也到了最后的疯狂阶段。那些成就保守主义运动成功赖以凭借的基础已经逐渐消失，移民增加、社会进步削弱了种族意识，经济衰退让人们更关心福利问题，伊拉克战争被证明是错误的等。虽然当时次贷危机还没有引发金融海啸，但如今萧条的到来无疑会让人们怀念新政时代，给民主党获胜加分。 克鲁格曼在书的开篇回忆说：“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我严词抨击美国社会种种甚为真切的不义现象，游行抗议对柬埔寨的轰炸，为自由派政治候选人挨家挨户地奔走。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明白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段不同寻常的篇章。”他认为这一天堂的基础就是完善的社会保障计划编织的安全网。1935年，罗斯福建立了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当时还未有如今规模的开销，而今天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险制度无论从经济效率上，还是社会公平上都已是当务之急。民主党人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做思想上的自由派，行动上的进步主义者，在全民医保的基础上，改革税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发动新的“新政”。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美国的自由派都是试图恢复新政的保守派。 对中国的意义
事实上，本书对中国的意义也不完全停留在了解美国的政治史和探究政治博弈的手段和意义上，虽然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美国政治史学习教材。作者克鲁格曼曾经预言亚洲金融危机，那更多是基于其对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而非他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过亚洲问题。克鲁格曼甚至在有媒体问他对中国关注多少时，回答说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拯救自己的祖国，无暇他顾。 即使这样，作者深谙历史的研究方法，对医疗保险制度的经济分析能深入浅出，比较各国情况，总结普遍经验，即使抱有强烈党派立场，却在关键问题上秉持科学态度，这是最令人叹服之处，这些大概都对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有很大借鉴意义。另外，作者将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有很多看法来自深厚的经济学基础功课的积累，借鉴他的范式去观察可以对许多问题有新的理解和认识。比如我们可以带着作者讲述的“新政”的经验，针对我国的情况提出一系列问题： 我国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安全网？这个网的覆盖范围和保障程度要达到多少？不同范围和程度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人们的工资、消费等有什么影响？解答这些问题，对扩大我国亟待启动的内需市场有什么帮助？政策本身对医药产业和医院、医生的影响等。 克鲁格曼从“大萧条──新政”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富裕而平等的社会普遍实行的制度和形成这些制度的内在机理和运行过程，显示出政党如何发动社会进步的运动，以及政府如何适度干预的艺术，正如彼得·德鲁克讲过的，真正的美国本土艺术只有一种，就是政治。德鲁克指的艺术家是林肯，这本书则可能提供一个现代版的生动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