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面对金融动荡，“金砖四国”的经济具有较大活力，表现出很强的弹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当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 谢九
11月16日，G20国际金融峰会在华盛顿闭幕，这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级别最高的一次会议，很多人将其和60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相提并论，后者建立了“二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此次G20会议之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灾后重建”也将拉开序幕。 1944年，44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并确立了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被后人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一是美元和黄金储备挂钩，确定了一盎司黄金等于32美元的比价；二是世界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同时，还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这两大延续至今的机构。 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稳定战后的世界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自身具有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特诺芬两难：美国如果要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的贸易需求，其自身的贸易必然会出现逆差；如果持续逆差过大，又会反过来影响成员国对美元的信心，甚至引发国际市场抛售美元挤兑黄金的举动，这将使得美元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反之，如果美国要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必须保持持续的贸易顺差，而这又会影响其他成员国的国际结算能力。
美国没有能力将“双挂钩”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1971年，尼克松政府终于放弃美元和黄金挂钩，这就等于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世界从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此后的30多年，虽然美元仍然处于国际货币的地位，仍有IMF等机构维持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但其实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一个相对无序的市场。而世界经济在这段时间飞速发展，全球化在30年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直到美国次贷危机在国际市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人们才意识到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性。但是和30年前相比，世界的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如日中天的美国已经疲态尽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发达经济体如欧盟和日本，新兴市场如“金砖四国”等，都希望能够打破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一国独大”的局面。 对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欧盟无疑是最热衷的经济体。早在G20峰会召开的前一周，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已经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热身”，并且推出了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蓝图：首先，监管不留死角，以往监管松懈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冲基金和所谓的“避税天堂”地区首当其冲；其次，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彻底改变助长冒险行为的安排，修改会计准则，以确保它们不会在经济增长时催生投机泡沫，在经济下滑时又促使形势恶化；再次，加强风险评估和建立预警系统，设立一个由各国监管机构代表组成的联席机构；第四，扩大IMF职能和资金规模。 欧盟同时提出，在G20峰会结束后的100天内，各方为落实改革原则拟订具体措施，之后应再举行一次峰会。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式微之后，欧元是最有希望提升国际地位的货币，同时，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欧洲也是受冲击最大的经济体，考虑到这一点，欧盟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热情也就不难理解。 日本对于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也有很大的热情，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已经公开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日本愿意为IMF提供上限为1000亿美元的贷款。 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向来缺乏话语权，而这一次，他们开始抱团取暖。在G20峰会召开前一周，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组成的“金砖四国”在巴西圣保罗举行财政部长会议，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之能够正确反映世界经济的新变化。 巴西财长曼特加表示，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动荡和危机暴露出一些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监督和管理等方面的弱点，面对金融动荡，“金砖四国”的经济具有较大活力，表现出很强的弹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当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重建国际金融体系自然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但关键领域不外乎以下三个：一是监管，二是贸易，三是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包括IMF和世界银行等等。 在商业利益驱动下，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而监管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市场，金融衍生市场的新技术和新工具，这些都是监管的死角，直到危机爆发出来才为人所知。比如在两年前，新巴塞尔协议在10国集团正式实施，因为对旧有的监管模式和风险控制进行了很大力度的改革，在国际市场赢得广泛赞誉，被誉为资本监管领域的重大突破，但是在此次次贷危机中，美国和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无疑使得新巴塞尔协议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同时，由于大多数国家对金融体系实施分部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领域各自分开，但是市场上的金融产品并没有这么泾渭分明，早已经融为一个整体，分部监管的手段往往只是盲人摸象之举，而且，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金融衍生品更成为全球化产品，仅仅依靠一国监管更是力不从心。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资本如何才能有效监管，这将成为最富挑战性的话题。 贸易问题的焦点主要有两点：一是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之争，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虽然在11月15日的G20峰会上，参会各国均表达了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的主张，但仅仅只是口头承诺，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措施；其次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依然保持了国际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而且由于不需要和黄金挂钩，美元可以获得事实上的铸币收入，比如在本次危机中，美国可以通过多印美元来转移和缓解危机。由于人民币还不能实现自由兑换，短期内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性不大，欧元和日元有望和美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也是欧盟和日本热衷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遗产，IMF和世界银行一直运作至今，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作为专门在世界范围内处理危机的消防队员，IMF在最近开始被高频率提及，这一机构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美国的投票权过大，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比重过小。IMF在重大问题上需要85%的通过率，而美国掌握将近17%的投票权，事实上可以对国际重大问题一票否决，而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仅为3.72%。其次是IMF的运作理念也需要改革，冰岛在此次遭遇危机之后，首先求助的对象不是IMF而是俄罗斯，因为IMF对于援助国通常会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使得很多小国因此丧失经济独立主权。当年亚洲金融危机，IMF也同样对需要援助的国家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后来被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猛烈批判。如果中国不能增加在IMF的投票权，至少也应该谋求改变IMF的规则，比如重大事项需要85%以上的通过率，应该降低至50%或者2/3等比重，改变美国可以一票否决的局面。 世界银行虽然也是美国独大的局面，但是和IMF相比，世行对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欢迎的姿态。11月8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世行计划把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中的股份比例提高到44%，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发言权。在G20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中国愿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加融资能力，加大对受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们愿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 和此前国际社会呼吁中国对IMF注资相比，中国的回应和这些期待有所差距，但其实更务实。在国际金融体系的灾后重建中，中国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一方面以积极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保证了中国经济仅仅在小幅回落两年之后就重回高增长的轨道，其次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给周边国家的复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赢得了广泛赞誉，也确立了中国经济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这一次，中国的态度同样务实，在G20峰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宣布启动4万亿元的拉动内需计划。如果中国的内需市场能够有效启动，不仅是保证中国经济不至于过快下滑，同时也能稳定世界经济的下滑趋势，与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这才是更务实的“救世”态度。同时，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地位已经有了大幅提升，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也应该谋求更多的话语权，比如试探性地参与世界银行或者IMF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