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 郭戎 郭戎，科技部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常务编委，《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副主编，国家级重大项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专题组》主报告执笔人之一，曾主持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其相关政策研究”，“国家开发银行产业基金规划战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评价办法”等课题。 目前来看，中国的政府科技投资水平不会降低。因为，我国实施了自主创新战略，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作为手段，政府科技投入必然会合理稳步增长。如果次贷危机真的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需要实施财政扩张政策，科技投入则必然是一个重要方向，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最坏的情况，政府科技投入不应该降低反而应该增加。 我国的国民与国家、政府信任关系不是减弱了，而是经过一系列风风雨雨的考验后加强了。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即是国家信用来源，比所有的金融机构的所有金融资产的总额还要大。 一 一般来说，经济学界对克鲁格曼早晚要获诺贝尔经济学是有所共识的。但是，临到快发奖时，他从热门人选中消失了。到10月13日公布他获奖了，大家也认为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以克鲁格曼才学和成就，拿诺贝尔奖自然是早晚的事情。当西方世界霉运不断之时，这个不断诅咒这一时刻早晚来临之人，却是红运高照，拿了55年人生中除了克拉克奖以外的第2个大奖，也是经济学的最高奖，使人不禁想到瑞典科学院的“义举”多少有点投井落石的意思，也印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时势造英雄”。 要说现今的时势首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克鲁格曼之所以广为人知，与他在1994年3月号《外交》杂志预言东南亚高速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即所谓“东亚模式”必然走到尽头密切相关。由此引发东西方政坛和经济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而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切都戛然而止。不管克鲁格曼当时是有心还是无意，到97年7月危机全面爆发之时，他赢得了在学术界难以企及的社会声誉，不仅是经济界的学术权威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同样，他2003年开始警告美国衍生资本市场潜在泡沫泛滥，人们依然认为他多少有点杞人忧天。而2008年9月雷曼兄弟轰然倒下时，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己经到了无法遏止之时，人们惊异地发现克鲁格曼在其更早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来临》已经预言了这一切。
当然，诺贝尔奖的评委不大好意思把克鲁格曼的获奖，直接归结为危机预测，还是强调其早年在新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成就。可能的原因是：一来危机预测的技术含量不高，论文的档次提不上桌面，而且口水太多;二来不能显得评委们太势利，否则，下次再有一个预测到什么危机的怎么办呢?但是，笔者认为以克鲁格曼获奖颂诗上的成就要想成为在这一领域的单一获奖者，不加一点时势的因素，这个奖似乎是重了一点。 要讲危机预测，我们不得不说说那个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预测前苏联的危机，在经历近50年的风风雨雨，他的预言才最终成为现实。当然，他也没有等到预言证明的那一天才获诺贝尔奖，早在1974年就因为在金融和经济周期理论就早早把诺奖拿到手中，不过他还是等到东欧危机爆发的3年后的1992年才悄然去世。据说，前苏联有位高级官员，在东欧危机后专程赶到芝加哥，去看这个一天也没有去过前苏联的小个子经济学家，探求前苏联和东欧短时间崩溃的原因。哈耶克告诉他说，“导致前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当一个组织收集和使用信息的成本远远高于其收益时，而且组织内部都以个人和局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扭曲或阻塞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甚至会加入对己有利的虚假或错误信息，长此下去这个组织就会逐步腐朽到轰然倒下。这就是40年代我与奥斯卡·兰格等人争论的焦点之一，只不过当时的苏联如日中天，没有人相信我的判断，我只好回到芝加哥教书啦。” 二 要说哈耶克还是用了上世纪40年代最领先的信息经济学来预测，多少对新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从这一点看，预测本身多少有点技术含量，而克鲁格曼的工具也就些稍微复杂一些的供求分析罢了。那么，克鲁格曼两次预测金融危机的基本逻辑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从深层次说，信用的供求分析问题，也就是信用本身也是要进行市场定价和交易的，只不过信用价值的调整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定价，况且信用在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的定价方式，影响范围、层次和程度各不相同。 现在来看，信用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个人信用，包括家庭信用;二是组织信用，其中企业信用最为关键;三是国家信用，一般政府和各级权力机构的信用都属于这类。信用本身具有“神魔两面性”的东西，其神的一面就是，我们现在己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信用社会，信用本身是维系整个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没有它我们也许一天也活不下去。而魔的一面就是它会放逐人们内心的贪欲，会无节制侵蚀别人的劳动成果，信用本身会变得一文不值，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导致社会和经济的崩溃，近十年来两次大的危机就源于此。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次按危机，其相同之处都是商业信用特别是银行信用被无节制扩张和滥用，导致信用供给过度，远远超过市场对信用的需求，信用供给量严重过剩，作为维系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出现断裂，信用的均衡价格迅速下降，寻求交易对象、谈判、执行合同和特别是违约后追索等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市场交易委缩，经济和社会环境恶化，出现全社会长期的经济衰退。当然，如果这个信用水平到了其极限就是金银储备的价值为基础，甚至到以物易物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 两次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是在这些国家赶超战略实施过程，对高经济增长率的追求，企业信用被严重透支，迫使银行信用的扩张加剧了市场通胀的压力，而不断升息的压力，使得大量资本转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以维持资本对高收益率的要求，加之政府缺乏监管放任企业信用泛滥，银行通过按揭方式严重透支个人信用。企业在过度紧张的资金链的压力下，一旦信用价格水平大幅度下降，无力正常融资，经营活动停止，直接表现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价格的严重缩水，个人信用价格也无法正常维持了，危机就全面爆发。经过银行的乘数效应，经济衰退就无法遏制，这时不得不借助国家信用，而索罗斯等人的量子基金对东南亚国家法定货币的抛售只是完成了最后一击。这才出现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破产和韩国人捐出个人的金钱饰品，出售大企业资产来还债的一幕。 三 要说今天美国次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发生的机理，要比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加复杂，这种以美国国家信用价格水平下降引发的危机，特别是作为国际自由兑换和基准货币的美元信用水平下降而转化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应该说这一危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时，将美元确立为法定兑换货币之时，祸根就己经埋下了，而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就指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国际金融上称为“特里芬悖论” (Triffin Dilemma)。 实际上，其本质是“法定兑换货币需求增长，而其发行成本趋于零，引起发行量本身无限性和可兑换黄金和实物的有限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20世纪70年代初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再也无法兑现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关系，虽然在此之前，美国己经数次调整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率。到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用军舰，将美元运到美国要求兑换黄金之时，美元的信用价格水平大幅度下降，美元的信用危机第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尼克松总统这个“渔夫”，放弃了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法则，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底限，被所罗门王封闭在瓶子里信用之魔终于被放出来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总统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到克林顿总统废除《格拉斯—斯蒂尔法》(Class Steagall Act) ，人们购买房产的法规变动了，信用之魔终于长大了，要吃人啦。算一算就可以知道，以2008年10月最近一个月平均价格846美元/盎司黄金相比较布雷顿森林体系35美元/盎司，美元在30多年的时间贬值了24倍，而以美国刚刚超过10万亿的国债规模，以现今的美元黄金比价美国需要支付36.77万吨黄金的现货，相当于美联储现有黄金总拥有量的8500吨的43倍，相当于全球2007年黄金总存量15.7万吨的两倍多。可见，美国的国家信用被透支到何等地步！ 四 如果一个国家的GDP的构成中70％以上是服务业的产值，而全社会消费支出占全社会支出的比例高达60％以上。美国人不用辛苦劳作，做一点轻巧活或者随心所至做事，就可以用透支信用，去获得其他国家人们的成果。全社会的贪欲之魔都被诱发出来，现在看来，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IT神话，实际上是以技术变革为大旗，世界范围内一次大规模的融资骗局。随着IT泡沫的破灭，要还想过轻松舒服的好日子，必须吹起更大的泡沫，而能够满足金融寡头们的贪欲又可以弥补IT产业泡沫破灭留下的巨大窟窿，只能从金融衍生产品上找出路。 如果说IT泡沫的兴起多少为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有所裨益的话，以次债为代表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抛出，金融企业特别是投资银行的企业信用被融资杠杆稀释殆尽，原来用于避险的工具，其风险被成千上万倍的放大，企业的信用之魔极度膨胀。按照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人是自利、企业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自私、贪欲和对不劳而获的渴望驱使下最终将人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由此看出，美国人是不应该过今天这样水平的好日子，更不能如此消耗世界的资源还心安理得。正如克鲁格曼指出的“我们可能消费了太多的不是属于我们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美国人的好日子是建立在对他国隐性的剥削和掠夺上，美国每次新发行货币和债券实际就对其贸易国征收一次铸币税，美元的贬值实际上降低了美国国内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价格，加剧了需求膨胀的程度，同时也相应提高要素相对供给价格。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难发现当年姚明成为2003年NBA的状元秀时，在一天没打球的情况，身价就屠然增加了上百倍; 同样是洗碗这种简单的体力劳动，中美双方的报酬之比要差10倍以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要素流动等因素外，在中美两国的要素定价系统总有一方是错了，现在看来美方的对其要素的高估依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而这种高估又是建立其信用价格水平不断下降的前提下;反之，我们可以比较生活必需品两国之间即使以双方的现价乘以汇率，美国甚至有许多产品价格低于中国，更不用说许多奢侈品，即使剔除掉关税因素，两者之间的价格也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如果用PPP(货币实际购买能力)计算那就更无法接受。中国人包括其他向美国进口的国家，那真是“用黄金换垃圾”(克鲁格曼语录)，我们用自己的资源和汗水，换来己经成为垃圾甚至垃圾都不如的公司债、股票和美国国债。显然，美国要素价格的高估和进口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低估进一步加大全美国人的信用透支膨胀。 五 面对这一局面，我们却无可奈何。首先，今天美元的信用不是当今的美国人建立的，这些仅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想当初人们把“美元”称为“美金”也不是图有虚名的，而如今的美国人，坐享前人为他们创造的巨大的信用财富存量。想起来，十几年前我同学去美国之前号召我们一齐去分他们的钱，真是一语中的。 其次，仔细想想， 只要亚当·斯密为我们找到的金科玉律依然有效，美国人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必然，因为美国人是人不是神。从古罗马人没有金子的金币、中国后汉时期诸葛亮在蜀国发行掺铁的铜钱、南北宋泛滥的交子到国民党政府执政后期的金圆券，古今中外没人可以摆脱信用之魔的控制。由此，美国人“出来混，账早晚是要还的”。 再次，面临现状我们怎么办?重建信用的财富之神的地位依然是最为紧要的事情，诱使信用之魔重回瓶子之中又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更难的问题，今天的信用之魔己经危害到什么程度，还要危害多久，我们尚不得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寄希望象“魔鬼与渔夫”那样一瞬间完成，但我相信也许会有新“所罗门王”这样的能用魔法将其锁住，就如同上世纪30年代老肯尼迪那样。 最后，就是我们中国的未来。这次危机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许我们可以大大缩短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时间。但是，如果中国到了那一天，能不能摆脱美国人今天遇到的一切，我的回答是:不能。除非原有“人的自私、贪欲和不劳而获”和“为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假设不成立;或者我们寄希望于一个超时势的英雄。当然，把信用这个魔神双性的东西交给中国人，这个思想曾经远远超越人类历史发展的民族，也许是避免这一魔鬼再次现身的唯一选择，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