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萧惑之 中国改革30周年，按古人的话说我们已进入“而立”之年。如何由“而立”迈向“不惑”，这将是国家面临的一个战略问题。因此，总结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不足，就成了国人最关心的事情。最近，拜读了“10位经济学家关于改革的思考”，发人深省，受益匪浅，很受鼓舞。 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让人欣慰！应记者提问、并限制每人只能讲感到最为满意或最为成功的“三件事”，三位著名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吴敬琏教授概括为：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1997年确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实施。厉以宁教授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兴起”。有“民间学者”之称的茅于轼教授认为，“财富的增加、自由的扩大和对内对外的开放”。 学者多理性思维，高屋建瓴，让人折服！我们“草民”也有自己的感悟，那就是家家户户的“衣食住行”，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心情舒畅，“位卑不敢忘国忧”的老百姓，“吃饱喝足后骂贪官”，也不会再有“书记”怒目说你“反党”。 “知不足而后思进取”。秉承“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原则，我们的经济学家也分别对改革的不足放言“三点意见”。厉教授认为，“第一个不足之处是城乡二元化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第二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行业垄断很明显；第三个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得极慢。”吴教授赞同厉教授的观点，“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太迟缓了。我看不是财政困难，而是有的部门从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着眼太多，所以就愿意维护旧体制，使新的体制迟迟不能实现。”说到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吴教授一脸凝重，“市场经济如果不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它就会变成一个混乱的市场经济，甚至不能叫做市场经济。市场关系的核心是交易主体的自主决策和自由交换，如果交换是由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权力在那里起支配作用，根本不能叫市场经济。十五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1997年的事情，现在已经是2008年了，改革进度实在太慢！”茅于轼先生认为，“为什么法治不能坚持？因为有人不在法治约束之内，超越了法律，破坏了法治。”“第二个问题是舆论监督。我们的媒体还不能够发挥舆论的正常作用。第三个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趋利化。”吴老对此则有更深刻的看法，“为什么只是说地方政府存在追求自己利益的问题呢？中央的某些部门有更大的责任。”关键是要按市场经济要求做好提供“公共产品”的工作，而不是“进行自利和寻租”。吴教授语重心长地对“企业家”说出了一种隐忧：“总是很担心我们的企业家，不是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或企业家整体的立场上做事，而是去顺应扭曲了的环境，说得不好听就叫同流合污。”有些企业家笃信“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吴老告诫，“勾结官府是中国历来做生意的人的一条秘诀，但是这绝不是我们现代企业家的安身立命之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是我们的原则。
老百姓之所以享受着改革成果却还有“吃肉骂娘”的“牢骚”，那是因为对市场经济的衍生物——腐败，实在是看不下去。时下盛行的“因权而贵”的“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冲淡了改革的成果。“权贵资本主义”保护的是“精英”或“财富阶层”即“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于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甚至于使许多改革没办法推行下去。 解铃还须系铃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漂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这番话，切中时弊，入木三分，“把脉”十分准确。剩下的就是“对症下药”、“治病救人”了，那就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做起”，须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