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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是一个描述代际间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关系的术语。奥巴马的经济顾问阿兰?克鲁格在2012年的一篇演讲中，用这一术语来解释渥太华大学迈尔斯?克拉克的研究成果——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克拉克认为，在美国、巴西等地方，某一代人50%左右的收入差距要归因于上一代，而在更加主张人人平等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一数值要小于30%。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雷戈里?克拉克则指出，仅凭两代人的有限数据可能会对社会流动性作出过高估计：总有些富家子弟免不了会碰到难以预测的不幸，也不乏有些富家子弟会因为选择慈善事业等而导致收入较低。对此，格雷戈里指出，家族史的影响更加显著，作用时间也更加持久，即父亲很关键，祖父、曾祖父也很关键。事实上，可能要经过三五百年，上流社会家庭与普通家庭的后代们才能在各项收入上拥有平等的机会。 格雷戈里认为，即便是在社会流动性良好的瑞典，在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也有约70%—80%的家庭社会地位得以代代相传。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类似的研究方法，揭示了19世纪西班牙以及中国民国初年也存在相对静止的社会流动性。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承优势都清晰可见。 格雷戈里的结论是：深层次的社会流动率总体较低，而且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几乎保持不变。譬如，英国对中学教育的普及几乎没有影响到代际间的社会流动率。这种社会流动率的持续不变性表明，社会流动性低可能是因为深层次的“社会竞争能力”存在差距。这种竞争能力潜移默化地一代代遗传下来，加之人们喜欢和性格相似、能力相当的人合作交往，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社会竞争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