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章立凡，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9月30日发表“小岗谈话”，预热即将出台的土地流转政策，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内外反应强烈。部分自由派学人欣喜推测，这将是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开始；而某些左派人士悲愤莫名，以为此举撬动了公有制的基石。我一向关注农村问题，但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敢苟同。国庆期间我参加一次经济形势的座谈会，有朋友对即将出台的政策期许甚高，认为胡总书记任内若落实了这件大事，至少可换来20年稳定，而在中国土地问题上有所建树的政治人物，无不名垂青史。 这位朋友的观点也许不无道理，但我更关注政策的可操作性，心中喜忧参半。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史，其实也是土地制度的变迁史。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与未能及时实现“平均地权”的承诺有直接关系；而共产党得天下，很大程度上在于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自1949年迄今，土地与资本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及走向的两大变数。 从分田土改起，从个体耕作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土地权利在8年间经历了一系列激变，与之同步的则是“对资改造”。土地、资本所有制度的激变，都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旗号下进行的。变更生产关系的目的是要解放生产力。将土地从个人私有变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从理论上可以形成规模经济，便于机械化耕作和兴修水利，提高农业产值。但脱离实际必然事与愿违，“一大二公”的结果是“规模不经济”，人民公社制度成了生产力的桎梏，但最高领导人死要面子，不仅造成惨烈的3年大饥荒，更使中国农民长期在贫困中挣扎，“共同富裕”成了画饼。 人民公社化折腾了20年后，才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使农村有了30年的休养生息。时至今日，农村土地资源已成为改革开放迄今的最后一块处女地。所谓“集体所有”，在法律上至今仍是个模糊概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膨胀的资本早就开始蚕食农村土地这块主权不明的大蛋糕。土地买卖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在开发商、政府和乡镇干部组成的利益共同体面前，农民是最容易宰割的弱势群体。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相当于增加了宰割的难度，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农民权益，而要确保这一政策的实施，亟需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化管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当局与中央博弈多年，堪称经验老到，自然不会拱手让利；而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也有利于资本出手兼并土地或变相开发，从9月30日迄今的一个多月间，各种以“土地流转”名义出现的土政策及开发、置换、拍卖等纷纷抢滩，新的“圈地运动”暗潮汹涌，而国土资源部的相关政策，要到年底前才出台。 城市化是现代化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无论身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将是一个残酷的进程。目前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尚不足以接纳上亿农村人口的永久定居，候鸟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年复一年的春运奇观；今秋世界金融危机的来袭，又令出口产业面临寒冬，民工返乡潮提前出现，中国经济正处于动荡之中，前景尚未明朗。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改变着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瞻望未来的生活，是永久背井离乡？还是重归热土？新生代的农民，终将艰难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做出抉择…… （本文为作者供《财经文摘》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