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会有所动摇，但是其他新兴国家的快速成长已清晰可见。而中国在经历了2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能否在国际金融经济新秩序中拥有一席之地，尚取决于我国的国际发展战略
陆志明 朱勤
2007年初伊始的次贷危机正在将世界经济拖入到长期衰退的阴霾之中。为了对抗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经济增长下滑趋势，中国政府已于近期宣布响应欧美等深陷次贷危机国家的呼吁，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尽可能为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做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贡献。在10月底结束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亚欧携手 合作共赢》的致辞，号召世界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 作为这一届亚欧首脑会议的首要议题，此次会议还专门提出针对次贷危机的《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呼吁各国应采取负责任和稳健的货币、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加强监管，完善危机处置机制，保持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提出解决金融危机，要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号召对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将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尽快提出适当的倡议。 虽然世界各国在共同应对次贷金融危机方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但是从目前全球经济的走势来看，次贷危机依然呈现不断深化的趋势。究竟次贷危机会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怎么样的负面冲击，未来的世界金融经济发展形势如何，中国应当在抵御次贷危机中明确怎样的国际地位，发挥怎样的国际协调作用，这些仍有待于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 困境中等待，中期衰退成未来世界经济主流走势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脉络中探寻，不难发现历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均起源于当时最为先进的发达国家，在危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向其他后进国家扩散；而对于危机治理的措施也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政府，其中，发展中国家主要扮演配合和辅助的作用；而政府对危机的治理并不能完全遏制危机的产生与发展，但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危机对经济与社会冲击，并推动世界经济较快的得到复苏。上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70年代滞胀危机的演变与治理均是如此。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判断，正在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也应在此危机-治理循环逻辑之内。事实上，自2007年初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以来的各国干预历程，也确实没有从根本上阻挡金融经济危机的不断自我深化。不论是去年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连续降息，通过短期贷款拍卖形式对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还是今年以来为摩根斯坦利提供贷款收购贝尔斯登，将房地美、房利美两大主要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收归国有。对于金融系统的流动性紧缩、住房抵押贷款机构的财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不断向实体经济渗透均未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更遑论具有前瞻性的提前预警与屏蔽危机效应。 从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出发，经济周期本身反映的是人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阶段性自我与群体理性选择之间的冲突。如在经济复苏阶段，个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当所有人都这么选择的时候，经济整体就会开始出现过热。而经济投入产出有其自身规模与时间限制，并不能随着经济形势的转变而瞬时改变。一旦金融经济泡沫扩张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面临破灭的风险，经济开始出现负向的自我调整。政府干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减缓金融经济危机的负面冲击，但是并不能改变经济内在的自我调整要求。甚至可能由于初期的干预措施造成泡沫破灭速度减缓，从来带来中长时期内的经济衰退。 目前布什政府所力荐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虽然在历经波折之后最终出台，但是布什本人也表示救援计划的真正见效仍需时日。事实上，目前尚无人能说布什的救市计划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目标——重振消费信心，实现经济复苏。对经济理论和历史的研究更是表明布什计划也只能减缓金融经济的阵痛，离推动经济重新启动相距甚远。甚至与以往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如1929年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相比，布什政府的救市计划仅仅局限于援助大型金融机构领域，对于解决此次危机的根源——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带来的紧缩并无治本之策。另外扩大就业、提升消费者信心方面也涉及甚少，这就进一步限制了救援行动在金融经济危机向实体经济领域渗透中的实效。 现有的金融经济数据也表明次贷危机的经济衰退效应正在不断被强化。美国商务部10月底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美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负增长0.3%，其中设备和软件开支年率下滑5.5%，是自2002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跌幅。根据经济学家的平均预期，第四季度美国GDP将年率负增长0.8%。GDP下降表明美国经济已陷入衰退；9月份耐用消费品支出下降3.1%，创下2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非耐用品支出较上月下降0.6%，为连续第二个月下降0.6%，表明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水平已经明显下调；9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较上月上升0.1%，较上年同期上升4.2%，其中不包括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PCE较上年同期上升2.4%，表明美国的通胀压力正在不断的积聚。而此前FED曾将将物价稳定目标定为通货膨胀率维持在1.5%～2%之间。 此外，据美国供应管理协会11月初公布的报告指出：美国10月份ISM制造业指数从上个月的43.5下跌至38.9，是自1982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指数低于50即表明制造业活动下滑。此前民意调查显示，根据接受调查的75名经济学家的平均预期，10月份ISM制造业指数将下降至41，预测范围在38到48.5之间。表明美国制造业出现超预期下跌趋势，次贷危机通过信贷紧缩和消费者信心下跌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驻纽约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翰·朗斯基(John Lonski)在接受采访时称：“制造业无疑已经陷入深度衰退当中。” 依照目前的金融经济发展趋势，危机恶化已经在所难免，而政府的干预措施则会继续扩大，以期能够抵销次贷危机带来负面冲击。因而未来1年之内经济复苏几无可能，而5～10年的长期调整仍存变数，目前比较确定的是2～5年间的中期衰退已经基本形成。新近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自由贸易学派代表人物克鲁格曼也在领奖时公开表示，美国经济将面临中长期衰退的困境。 衰退中变革，中国或成为世界经济领跑者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参照英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成长历史，可以看出历次经济危机往往象征着一个发达国家主宰时期的终结与另一个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虽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会有所动摇，但是其他新兴国家的快速成长已清晰可见。而中国在经历了2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能否在国际金融经济新秩序中拥有一席之地，尚取决于我国的国际发展战略。 首先，要明确中国目前的定位仍是发展中大国，虽然目前我国的国内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GDP等多项指标依然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而美国在1929年世界大萧条之前，无论总量还是各项人均经济指标，均已位居世界前三强。虽然目前许多国内外媒体均将此次次贷危机类比于1929年经济大萧条，将中美两国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国将取美而代之的结论。如斯穆尔·佩佐夫在接受《证券市场周刊》采访时提出中国将在次贷危机萧条之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实际上对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和人均资源消费水平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至少在人均GDP、消费和收入方面中国中短期内尚无法对美国发起挑战。更不用说在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综合国力上的超越。了解了这一点最大的价值在于明确自己的定位，也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发展中大国，距离真正的发达国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幻想经历了一次次贷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经济地位会出现互换。因而考虑到经贸往来、产业发展与政治经济方面的互惠互利，单方面放弃对美国的救援至少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其次，要在援助发达国家过程中坚持量力而为与自身利益的原则。虽然目前与美国联合抵御次贷危机的扩散有利于中国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充分体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发展战略，但是如何进行援助则又是另一个问题。正如以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提供对发展中国家的信贷支持时要求体现发达国家出资国利益一样，中国也应在对其他发达国家提供支持时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 综观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原本对于美国呼吁联合救市行动并无热情的欧盟主要国家（尤其是法德），近期受制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深化，殃及到本国金融经济体系的稳定，被迫选择欧盟协同救市。在10月16日闭幕的欧盟峰会上，欧盟27个成员国首次为应对金融危机结成了统一战线，一场联合“反击战”从欧元区扩大至整个欧盟。但是被迫应战的欧盟并不甘心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买单者，他们想联合其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日本、印度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挑战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其他国家在国际金融合作领域的话语权；重塑IMF与世界银行在国际联合监管中的地位与作用；加强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金融经济领域的监管力度，防止类似次贷金融危机的再度爆发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蔓延。 中国应借此千载良机，积极参与到国际联合救援行动之中，并在其中充分实现自身的发展战略。华盛顿著名的智库——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ArvindSubramanian10月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建议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出借5000亿美元，以帮助其实施庞大的救市方案。在这个时候，中国即便提出有利于自身的附加条件，美国政府在权衡之下也必须予以回应。一是中国政府应要求将借款资金用于补充美国银行资本金；二是美国政府应该拿这些钱去救助那些还不起按揭贷款、住房被贷款机构强制收回的贷款人。 从中不难看出，这两个条件只是保证了美国政府救市的效率，却与中国经济政治利益的保障毫无关联。而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本国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仍居于世界后进水平。中国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本质上是中国居民的财产，即便是要用于拯救美国金融经济体系，也要最大限度上反映中国公民的利益。 第一，中国至少应在确认市场经济地位上获得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如果让美国从一个自己反对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获得资助恐怕也与美国现有的法律和政治体系相冲突，更何况其他许多发达国家早已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美国横加阻挠只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第二，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内部的监管体系并非无懈可击，而美国所谓的国际领先的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也同样漏洞百出，对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不加限制必然会在中国造成同样的负面冲击。要想进一步开放中国内部金融市场，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和监管层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第三，次贷危机已经清楚地表明不加限制、自由放任的金融创新和自由化最终难免以危机全面爆发收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承受力和转化能力，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强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放开金融市场，降低对这些国际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只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此次危机爆发之后，FED和SEC等主要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对冲基金均持负面态度，与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截然相反。既然如此，那今后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限制对冲基金等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也不应持有异议。（摄影 黄承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