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业优先而不是GDP优先，通过法治和政府善治建立起信心，是比钱更重要的救市手段。
作者：胡正诚
对外开放当然不是只对美国开放，但是这30年来，因为美国的文化和经济理论的渗透，中国完美地配合了他们的需要：大规模的低端生产，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本来最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中国百姓就只能看着美国媒体宣扬的生活方式，吃饱喝足了就不知道下一步还能消费什么有意思的内容。明明应该以就业创造社会和谐，优良的手工艺传统本来是绝对优势，明明还有德国、法国、北欧、瑞士、日本等各有特色值得中国学习，我们却只学了个半吊子美国，结果是市场没有换来技术，30年了也没有打造出一个国际品牌。我们自以为得意地藐视着日本的停滞，其实日本的GNP始终以10%在增长,这才是日本人控制的财富——我们只报GDP，而其中有多少是外国人在华控制的财富？ 外贸早已换不回金银，中国却依然玩着“凯子重商主义”，毒奶粉事件的爆发和牛根生们的坚决不下台表演着打破基本人类底线的竞争，危机面前一些学者和官员还继续肆无忌惮地表现其惊人的愚蠢和无耻，为美国的世界布局鞠躬尽瘁。 雷曼兄弟崩溃以来，美英一些媒体和学者就瞄上了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称之为“拯救世界的力量”，声称做出救助美国的举动可以体现“（中国）政治家的气度”；同时，又将危机归结于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向美国提供了过多的流动性。这时，国内某些官员也急迫地声称救美国就等于救中国，能表现中国的“责任”，去美国兜底还能为中国人民赚大钱，其腔调让人以为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在说话。直到更高层表态“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之后这些声音才略微安静。 其实美国《时代周刊》之前就明确宣称：“中国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各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刚刚开始下滑，靠低附加值出口支撑的虚弱经济体系立即现出原形，挤出房价泡沫的初衷还没有实现，就不得不放开闸门，开始大规模救市。从宣称中国受次贷危机影响很小乃至充当救世主到当前的救市措施快速出台，急速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惊慌。因为GDP中充满了浪费、贪污和自我抵消（如烟草工业和医疗费用的GDP），让8%~9%的增长倒果为因地成了保障就业的底线，其代价还是低效率的超高投入。聪明的各级官员疯狂地“跑部钱进”，发改委门前如同10年前的经贸委门前一样热闹。各省上报项目的重点依然是高速公路、铁路和能源等重化工项目，农田水利、保障性住房方面薄弱的基础设施项目缺少重视，医疗、养老和教育方面的沉重负担还看不到减轻迹象，民营企业从中能够获得的利益太少，最能够创造就业的民营企业获得平等市场地位等问题还没有解决方案，这恰恰是可以促进内需以替代疲弱出口的合理选择。1998年救市形成的过剩产能还能依靠美国的经济强势得以部分消化，现在西方国家的复苏还远在天边的时候，新的过剩产能靠谁来消化？ 美国1929年大萧条本质上是当时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消费能力，尽管罗斯福上台推出新政，执行经济振兴计划，但是直到罗斯福将美国引入二战才根本地解决了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中国真的有兴趣和机缘走这样惊险的一跳吗？ 中国高层明智地多次指出，现在最为重要的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关键是信心，有信心就有消费和投资。信心不仅来自民众钱包里有多少钱，还来自民众是否担心财富会被人合法地掏走，来自是否有机会赚到将来的钱。这种信心只能来自法治，来自政府的善治，因而最能够建立信心的做法就是在法治和民主进程上通过个别典型事件表明清晰的政策导向，适当加快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建立对于官僚阶层攫取之手适当的制衡机制。这是无需额外支出并能刺激市场复苏的方式。 如果其他手段不能尽快见效，情急之下最可能导致依然去设法刺激出口，因为中国多年来早已经轻车熟路。因此有财政重新拿钱提高出口退税，因此就有周小川在20国集团金融峰会前的圣保罗会议上宣称以人民币贬值以刺激出口也可以考虑。如果真正实施自然会遭遇极大的外交压力，问题在于有如此强势的决心，自然也有可能让本国人民消费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不用被迫拿中国穷苦农民的活命钱为美国消费者提供融资。次贷危机已经表明中国为美国生产低端产品并提供融资让美国人来购买这些产品的模式已经完全没有可持续性，次贷危机爆发后继续增持美国国债成了最大债主就已经表明了进退两难：不买新国债原有国债价值损失，买了新国债则继续加重了错误方向的赌博。但除非以军事力量做后盾能打破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或者隔绝美国经济体迫使美国用出售资源、付出辛苦劳动的方式来还清国债，几千亿美元国债其实是不用偿还的免费赠与，代价只是可以通胀实质性消除的一点利息。 因为顶级政治家们承担着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最终责任，官僚阶层的自利动机和不承担最终责任导致这个阶层和顶级政治家们的利益取向在全球性经济危机面前发生激烈碰撞，这也正是政治家利用民众的力量将官僚阶层的力量拨转到稍微更具可持续性方向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