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给全世界上了一堂风险教育课，亟需建立“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
作者：特蕾西.赛伟乐
金融风暴已经日渐入侵全球的经济肌体，重建全球金融体系和跨国合作机制的呼声成为压倒性的诉求。正如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所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体系。” 跨境合作的金融体系其实并不完全是新鲜事物，它在欧洲早已存在，但整个机制并不完整。在全球层面，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具体表现在：协调体系过时；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利益相关者并没有和整个国际体系紧密地连接起来；在金融稳定中扮演着不同角色的央行、监管机构以及货币政策权威部门信息分享滞后；等等。 最近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提出，利用财政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将金融稳定论坛扩展到新兴经济体，推进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并且赋予新兴国家更多的发言权等。在法规方面，峰会建议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学院”；确保信用评级机构符合更高的信息披露全球标准等。 当然，期待准备时间不足一个月的峰会来提出一整套可行的、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金融体系方案是不切实际的。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作为拯救世界经济衰落的一个工具，于1944年由44个国家的700个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旅馆中创建了工业国家的首个协商货币体系。之后，根据该协定创建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和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等领导人呼吁，亟需建立的正是“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 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的是不同金融体系和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不同的阶段，出于各自利益考虑也未必会全盘接受所谓的“均码体系模型”。不过，眼下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给全世界上了一堂风险教育课，大家亲眼目睹了风险通过资本市场、机构交易越过不同国界迅速传导和蔓延，没有国家能够完全免疫于经济和金融传染。同时，这次危机昭示了各国共同建立更稳定的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战略体系也得到了重新审视——包括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多年来，中国一直因其严格的资本管制和金融行业轻度的国际化政策而受到批评；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若没有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中国能否避免金融风暴的大部分冲击呢？与美国同行机构相比，中国各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现在看来显得更加健康。资本管制成功阻止了当前全球危机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大规模的蔓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随着对世界经济贡献的增长，以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将有望在新的世界金融体系中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并在改革后的国际货币组织等全球金融机构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最近宣布的中国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对西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提振信息。中国已是全球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一旦中国增长放缓，势必牵动全球经济的神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行动正当其时，并肯定能够帮助到所有人。 在此次金融风暴中，加拿大银行相对来说破产较少，这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正是跨国合作机制。 从历史数据来看，自1929年大萧条至今，加拿大仅有两个地区银行破产。而相比之下，2000年以来的8年间，美国已经有超过40家银行破产。的确，近年来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中，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银行。相比之下，美国排在德国、智利、纳米比亚之后，位列第40。 加拿大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保持着相对独立性。这也意味着，加拿大的商业银行稳定的储蓄资本决定了他们从国际借贷市场上融资的权重非常小；而在美国，投资银行的倒闭大多是由于缺乏那些商业银行低成本的资本供给渠道，投资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的界限也没有那么清晰。从区域结构上看，加拿大最大的5家银行都在全国所有10个省份设有分支机构，客观上有效地分散了这些银行的经济/信用风险。而相比之下，没有一家美国银行能在美国本土的所有50个州都设有分支机构。 根据法律，上市的加拿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必须达到“股东广泛化”的要求；而且，任何在国内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兼并协议或国际收购案都只有在取得加拿大财政大臣同意之后才能进行。这些都在制度上保障了风险控制体系中有效防范一损俱损局面的发生。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反思和变革方面的积极意义：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协调框架，对我们不了解的创新金融产品抱有“健康的怀疑态度”，机构组织更多地遵从最佳实践的风险管理制度并推动内部变革......这些都是好事情，现在行动也是最佳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