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当然，也不容易在一夜之间崩塌。仅凭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就认为美国将走向衰落是幼稚的
作者：张 程
风暴终将过去。但风暴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未来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猜想。 凯恩斯主义回潮？ 七十多年前，凯恩斯说：“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他们只能告诉我们，暴风雨在长期中就会过去，海洋必将回复平静，那么，经济学家给自己的任务就太过容易而无用了。” 凯恩斯说这番话，是在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今天，又是风暴来临的季节，凯恩斯的话再次回响在我们耳边。 历史不会重复，却总是相似。1929年，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自由放任政策，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危机爆发后，当时的美国胡佛政府却仍然坚持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反对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结果酿成了更大的危机。危机过后，罗斯福上台，开始推行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 今天，金融风暴来袭，人们自然又想到了凯恩斯。美国、欧洲、中国都实行了大规模的政府救市措施，这是自1929年以来，政府最大规模的干预经济行动。于是很多人惊呼 “凯恩斯主义重回政策舞台”，“六十年后凯恩斯主义再任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真的回来了吗？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章玉贵撰文称：“历史一再证明，自由市场经济从来都是假命题。经济政策是为政治服务的，或者说，是以国家利益为归依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宋国友博士说：“罗斯福主义或将重新替代流行已久的里根主义。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的罗斯福主义，其关键在于重视政府的作用。次贷危机的爆发，让美国民众和精英开始认真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端，政府的必要作用将得到积极认可。” 瑞信董事、总经理陶冬对于美国政府接手其金融机构这样评价：“今后银行是国家的银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彻底死亡了。这是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全球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生态变化。” 1997年，亚洲遭遇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纷纷出手干预。时任美储联主席格林斯潘曾对这种干预行为大加批判。而现在，他却在美国国会坦言：“我的错误在于，过分相信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自我防范和自我约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表示，“美国政府应对次贷危机的举措，与美国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所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构成了辛辣的讽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则认为：“采用哪一种政策主张还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能否建立一种长远的市场机制。很多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主张要破产了，现在要搞凯恩斯主义。其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经济繁荣靠的是它，经济萧条当然也有其原因，不能因为它带来了恶果就彻底抛弃它。这轮危机过后，中国还是要搞信用经济，要搞金融衍生品，只有这样才能搞活经济。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公共经济研究室主任杨宇立的观点是：“完全放任与政府监管，都像一个钟摆，会在两边摆动，一边过了就会偏向另一边，以求得长期的平衡。市场在虚拟经济方面出了问题，表明人类对自由经济的利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极限。”现在，也许是钟摆应该向回摆动的时候了。 国际金融体系与格局重构？ 华尔街，这个曾经的世界金融中心，在此次危机中已是风雨飘摇。飘摇的不仅仅是华尔街，还有旧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格局，以及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和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别有意味的是，当凯恩斯主义有回潮迹象的时候，凯恩斯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却被提出要进行变革。“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上世纪70年代，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开启了浮动汇率时代，只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布雷顿机构。不过，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美国仍然占据中心地位，美元依然强势。 金融危机来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这次危机极有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削弱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动摇，已是不争的事实。索罗斯就认为，这次危机是“二战”以来六十年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代的终结。 首先跳出来反对美国中心地位的是欧盟。法国总统萨科奇近日公开表示，美元不应再被认做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性货币了，应该“重新建立自‘二战’以来统治整个国际金融交易的资本主义体系”，“我们没有权利让建立21世纪金融体系的运气与机会从我们手中流走”。 英国首相布朗说：“有时候，人们确实需要经受一场危机才能达成共识，那些非常明显，且在多年前就应该采用的措施不应该一推再推了。但我们现在必须为全球化时代创建一个适宜的新金融框架。我们现在必须在透明、完整、负责和良好的内部及跨国合作的原则下，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11月14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他认为“有必要制定类似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原则”，因为“此次金融危机正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市场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 在近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面对萨科奇要求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美国总统布什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并非自由市场体系的过错，现在的问题不是创造新的市场体系。但他也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进行改革。 在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联合国主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也表示，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其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并具有高信用和高效率的世界经济管理机制。 相对于各国政要们的积极态度，中国学者则大多出语谨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陈宝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全球金融格局不会有太大变化，仍离不开美国主导的圈子。 “美元霸权的体系当然应该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六十多年了，确实有很多值得修正和需要改善的地方。但要重构一个体系并不容易，欧盟主导搞一个？他们自己都没准备好。也有人说，我们中、日、韩是否今后搞一个体系，但就现在而言并不现实。现在有很多想法，但都很难实行。我们即使想要找个体系来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暂时也还没有替代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关心的则是更细节的问题：“新体系究竟如何架构？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地位何在？美国、欧洲、中国的作用各有多少？布雷顿森林的副产品IMF的命运如何？” 就目前而言，重构全球金融还不现实，但国际金融格局与秩序很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将增强其在这个格局中的分量，并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次贷危机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旧国际金融格局的危机，同时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构建国际金融新格局的良机。” 华盛顿经济战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本?卡林纳也承认，华尔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这将永久性地改变全球金融业格局。他说:“我认为世界金融版图的格局将会很不一样。近期，美国投行的业务将大大减少。从中长期看，世界的金融重心将不会像现在这样处于纽约和伦敦两地，亚洲金融业的重要性将逐步浮现出来，新加坡、香港、上海等都在发展。” 对此，国内有媒体撰文认为，香港将是“新格局的起点”，“我们应该加强香港的地位，使之成为与伦敦、纽约看齐的国际金融中心和新的国际资本避风港。” 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滕泰也认为：香港最有可能依托中国内地的金融资源和高速增长的经济腹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东京和迪拜，一个受到本土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一个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都不可能担当21世纪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独立评论人袁剑操着预言家的口气说：“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眼下所处的历史处境。” 一个行将结束的大时代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极为狭义的角度来理解，至少是国际金融体系和格局的重构。 “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基石松动？ 美国衰落了吗？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 没有不落的太阳。当然，更没有不落的帝国。大英帝国陨落了，“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基石松动，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会在什么时间？不好说。 二十年前，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预言，由于过度扩张，美国将不可避免衰落，尽管那时候美国即将赢得冷战的胜利。今天，美国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金融时报》撰文称，“单极时代，美国统治空前的时期结束了。它经历了二十年，从历史的语言来说是一个瞬间多一点”。他预测，世界将进入“混乱危险的无极时代”。 2008年5月8日出版的西班牙《起义报》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对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些危机的汇合，其结果应当被看成为美国帝国倾斜的第一章（大约2001~2007年）。美国正在变得惊慌，停滞的幽灵开始显示在他们的脸上。” 独立评论人袁剑在《南风窗》上撰文指出：“次贷危机并不是一次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资本主义美国体系时代在冷战之后荣耀加身的快乐时光真的要结束了。而更令人担心的一种前景则是：‘二战’之后为期六十年的美国体系时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他还满含诗意地断言，“在‘一战’、‘二战’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美国体系进入大混乱、大爆炸时期，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是美国体系的秋天季节，一个萧瑟的晚秋。” 美国真的衰落了吗？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列了出霸权衰落的几个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下降、军事开支超出承受能力、消费水平高于生产水平、维护全球政治统治的成本提高、在新技术革命中落后。 从经济上看，尽管美国这次遭遇的金融危机“百年一遇”，但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约1/4已超过一个世纪，今后多年还会维持，尽管其增长率可能会下降。 军事上，美国的军费开支庞大，占到了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半，但美国的承受能力似乎还不是大问题。 美国的消费水平高于其生产水平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它却利用美元的强势地位，通过印制钞票来维持平衡。 在新技术上，美国依然执世界牛耳，近几十年物理、化学、医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项大多被美国人获得。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当然，也不容易在一夜之间崩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帝国的衰落也是从基石的松动开始的。就现在而言，美国真正面临的挑战可能还不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而是文化和政治上的。 2008年9月11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美国《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中国、俄罗斯与新世界失序》一文，他认为，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以及俄罗斯攻打格鲁吉亚是两个大国回归的宣示。所以，他把2008年8月8日以后的世界称之为“后‘8?8’时代”与“后9?11时代”并列。尽管把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作为一个标志尚还欠妥，但“9?11”确实是对美国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强力挑战，布什的“新干涉主义”不过是帝国衰落前的回光返照。“9?11”的发生，似乎印证了萨缪尔?亨廷顿的预言，21世纪是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纪。 人们曾经呼吁的“多极”时代可能就将到来。衰落的美国、崛起的中国、越来越强硬的俄罗斯、“不听话”的欧洲，以及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正如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所担忧的那样，由于“他者的崛起”，“美国时代”结束了。 冷战即将结束之时，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颇负盛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乐观地期许，世界将终结于自由与民主价值下的永久和平，历史将走向完结，我们甚至能从书中嗅到到一股世界将终结于“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的气息。终结是那个时代的时髦词汇，可能与千禧年的到来有关。但是，历史显然还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今天，美国的价值观与发展模式依然影响着世界。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美国的表现却充满讽刺意味。美国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其在全球大加推广的“华盛顿共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宋国友就表示：“美国用以应对危机的最重要方式，居然是其一贯指责的反市场手段，回归到国家救助和政府管治。对于非西方世界而言，这无关美国的国力是否衰落，而事关美国的软性示范力量。即便次贷危机不能终结美国时代，在非西方世界，偶像正在步入黄昏。” 当然，仅凭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就认为美国将走向衰落是幼稚的，但或许认为这是美国统治基石松动的征兆，却并不为过。 总之，发端于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大事件，也是人类的大事件。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