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消费作用的提升不能以牺牲投资为代价，而是要保持投资的增长。”针对陕西的实际情况，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韩海燕建议。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就“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调控”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扩大内需将着力于消费和投资两大重点。据悉，促进消费和投资的组合政策两会后将陆续推出。 “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欧债危机所引发的经济疲软，导致中国外需不足，经济的下行风险加大。”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韩海燕说，“同时，中国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投资效率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 为了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 陕西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指出：“把扩大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众所周知，陕西作为欠发达的内陆省份，从建国初期开始，重工业化投资比例较高，在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为，而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一直是陕西经济的软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陕西经济的快速发展。”韩海燕说。
居民消费乏力 近几年，陕西经济已经取得了较快的增长，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居于前列。“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加之陕西本身重工业化的工业结构。同时，伴随着东北、华北油气资源的日渐枯竭，作为能源大省的陕西承担了国家能源基地的重要角色，国家对能源产业的投资比重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韩海燕说。 长期以来，投资对陕西GDP贡献率一直处于较高位置，2000年陕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45.8亿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60.92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4.91%；2012年陕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扩大，投资总额达到11705亿元，是2000年的15.69倍，固定资产占GDP比重为8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索洛指出的那样，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投资回报率降低。”韩海燕说，陕西在投资率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则呈下降趋势。 “重要的一点是，陕西的人均收入偏低，居民消费乏力。”韩海燕说。 数据显示，2012年陕西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为29.97%，但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却达到了39.89% 。从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看，陕西2012年为1.14万元，仅为全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84万元的29.7%。 “陕西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人均收入偏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且差距呈逐渐扩大趋势。”韩海燕说。陕西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偏低，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其中，城乡‘二元格局’限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韩海燕说，一方面，伴随着陕西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的逐渐推进，大量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但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福利制度以及僵化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工业产业大军的同时，虽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产生巨大供需缺口，闭锁了最重要的内需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现存的城乡‘二元格局’，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韩海燕说，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方针并组织实施，“但是农村发展还是远远滞后于城市，农民收入也远远低于城市居民。” 数据显示，2000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48：1，至2012年扩大为3.54：1，均高于全国的同期水平。“同时，农村居民不能享有同等的社会公共福利和保障条件，抑制了农村居民需求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是很难得以满足并提高的。” 富民优先 “可以说，陕西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偏低是造成陕西居民消费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韩海燕说，从陕西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看，远远低于同期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相比，陕西城乡居民收入较低，近年来不仅差距未见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与东部中等发达省份相比，差距更加悬殊。” 她说，针对目前企业利润、企业盈余过多挤占职工收入；城镇居民收入来源单一、经营性收入偏少，财产性收入偏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等制约居民收入增长的瓶颈问题，要使居民生活水平再上新台阶，“应将富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加快实现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实施民富优先战略，坚持多措并举，认真解决目前陕西居民收入、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高速发展的脱节问题。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确立最低工资标准。” “陕西要制定相应政策，为扩大内需提供良好外部环境。”韩海燕说。 对此，韩海燕建议，加大金融创新方式，提供广泛多样的金融工具和灵活的信贷措施。 “比如，针对‘三农’问题，不断丰富和创新担保方式，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促进农民增收；针对小微企业，应建立健全适合小微企业的信贷体系和风险担保机制，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扩大市场需求。同时可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税收优惠、减征缓征、减费免费等支持，扩大劳动就业。”韩海燕说。 她说，还应大力促进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提供的是最终消费品，服务业越发达，消费就越旺盛。” “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大多数在70%，而2012年我国的服务业在GDP的占比为44.6%，陕西仅为34.6%。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将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提高一大批人的收入水平，大大扩展消费的市场空间。”韩海燕还建议，要取消和降低服务行业的限制和税负，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更多的服务行业参与竞争。” 优化投资结构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虽然应以扩大消费为重点，不断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消费作用的提升不能以牺牲投资为代价，而是要保持投资的增长。”针对陕西的实际情况，韩海燕建议，一方面，陕西应避免单纯以资源开采为向导，把资源开发同发展高增加值的制造业结合起来，每年从资源产业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投资于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改变陕西以资源消耗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将重点放在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并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注重保护环境。”韩海燕说。 “同时，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民间资本的大力投入，因此应积极引入民间资本，转变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方式。” 针对陕西目前的问题，韩海燕建议在未来的投资中，以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基础建设项目、工业产业项目、民生建设项目为重点，继续增加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增强支柱产业对经济的强大带动作用。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韩海燕说，城镇化被新一届领导集体列为未来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及最大潜在内需之源。 不光是高层频频提及，“新型城镇化”也成为专家和学者最热的研究议题。 目前陕西的城镇化率仅为47%，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51.27%，距我国2020年60%的城镇化率还差13个百分点，“可见，陕西的城镇化仍有很大的潜力。” 对此，韩海燕建议，首先应改革户籍制度。“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逐步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转为城市居民。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住房租购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同时，调整资源配置方式，加大对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提高小城镇居民的福利水平。”韩海燕建议，“还应当扭转过去‘重县不重镇’的错误导向，强镇扩权，并改革下放人事权，使镇域在发展中实现事权、财权、人权的统一。同时注意使城市全面发展，特别是在‘软件’和规划管理水平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