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李小溪 周小川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博士生，他从1979年就已经开始接触和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等经济课题。1984年，他在清华读博士的时候，与其他几位青年学者一起参加了人行前副行长刘鸿儒担任组长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调研小组，后来，研究小组提交的中国金融体制整体改革方案设计被列入"七五"计划。 1985年，他博士毕业以后，曾跟随经济学家吴敬链教授，从事一些宏观经济的课题研究，并和其他几位研究员与吴教授合著《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在业界引起关注。1991年他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从此正式开始踏入金融行业。 1995年，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次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外管局工作。其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也成功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他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两年后出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主席。在证监会工作期间，他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对股市加强了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此外，他还适时引入了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这些措施对资本市场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担任央行行长是周小川职业生涯中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他对宏观经济研究已经有30来年，但是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市场中各种不可确定性因素的增多，都在不断地考验央行的运作水平。 正如货币经济学家布鲁纳曾经说过的："传统上，央行就被特殊的政治神秘性包围和保护，大家普遍认为，央行的运作是一种深奥的艺术，使这种神秘性更为强烈。" 由于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地广物博，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呈现出差异性，每一次货币政策出台的前后，都会引来许多争论，周小川也因此承受了许多压力，但是他很少对外回应或是辩白解释，看起来总是温文尔雅，谦逊有礼。或许是因为央行行长的身份和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他为人低调，不事张扬。面对媒体，他说话谨慎严密，极少接受专访。 周小川曾经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有过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讲演，他把中国金融改革循序渐进及路径依存概括为在达到"帕累托最优化"的过程中，要确保取得"帕累托改进"，并以登山者选择登上山顶的比喻对这个概念作了说明--"登山讲求实际，因此无论你是走在迂回曲折的路上，抑或能否看到山顶，又或者在那一点上资源分配是否最优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确保你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换言之即你正在改进。" "确保你每一步都是向上的"，透过这句简单的话语，似乎可以看出他对中国金融改革的信心和信念以及他一直在努力坚持的态度。
完善央行职能与推进汇改 自2002年底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以来，周小川一直在努力完善央行职能。 中央银行制度自1984年建立已经历时24年。它的建立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其职能的完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4年前，经过艰苦的努力，人民银行把工商信贷及储蓄业务分设出去，独立行使央行职能。央行起步阶段"一穷二白"，但在当时有很多人，包括人民银行中层、基层人员都不明白中央银行是什么意思，一些人民银行基层的人员花了不少时间才真正熟悉央行概念。24年后，随着央行制度的不断完善，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多越重要的作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这些经济术语的社会关注度也随即提升，即使是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对其略知一二。1984年，央行制度在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肩负实施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等多种职能于一身，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完善，央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也更加突出，身兼多职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1992年和1998年，央行分别将证券和保险监管职能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2003年，央行进一步把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银监会。2003年12月，全国人大对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作出修改，把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调整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 周小川上任之初，正面临央行职能转型后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以实现"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艰巨任务。 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我国经济被通货紧缩困扰了多年，直到2002年下半年，终于开始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不过，伴随而至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而消费需求却保持低水平增长；物价上涨压力有所加大；货币信贷呈加速增长态势。 央行高度重视货币政策决策的有效性、预见性和科学性，对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影响系统稳定的因素作出应对，不断完善金融调控手段，更多地使用市场化方式，完善和创新政策工具，如：扩大利率浮动空间、发行央行票据、实行差别准备金率等。发挥信贷政策和窗口指导的作用，加大对农村金融、助学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的支持力度，限制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及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稳步实施。推出外汇掉期、企业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次级资本债等创新品种，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等，金融市场在规范和创新中加快发展。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大、小额支付系统建成并在全国推广运用，信贷征信、国库体系不断完善，中央银行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在宏观调控中，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多采取行政手段，第一次采用金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是针对1988年和1989年的经济过热，央行采用了提高存贷款利率，建立备付金制度等调控手段。随着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逐步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逐渐形成了以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构成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随着市场功能的不断深化，银行间市场作为我国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断强化，在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历经10年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债券、拆借、票据、黄金、外汇等子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 2003年以来，我国在外汇储备年均增速超过30%。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有16亿美元，如今，这一数字已接近2万亿美元。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变盯住美元为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个消息迅速成为全球主要财经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这次汇率改革之前，我国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汇率改革。1985年人民币官方双重汇率并轨为单一汇率后，经历了四次下调。1994年，我国宣布国家外汇牌价和市场外汇调剂价并轨，建立了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这两次汇率改革都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作了准备。 周小川将中国此次汇率改革比作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大家十分关心的"一篮子"货币的币种到底有哪些,他表示，包括美元、欧元、日元等1种货币都会成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参考货币。他说，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作为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一个参考，将综合考虑在我国对外贸易、外债、外商直接投资等外经贸活动中占较大比重的主要国家、地区及其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并分别赋予其在篮子中相应的权重。有学者分析表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也使得外汇市场发展开始提速并取得显著进展，交易量不断扩大，价格双向波动幅度逐渐缩小。 为了更好地发挥央行职能，央行继2003年新组建金融稳定局、金融市场司、征信管理局和反洗钱局后，于2005年8月10在上海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其职能定位是总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平台、金融市场监测管理平台、对外交往重要窗口。周小川在揭牌仪式上表示，成立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就是要围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加强央行的调节职能和服务职能。央行职能的完善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几次大的变革，1984年中央银行制度建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人民银行作为央行的职能。1998年，人民银行按经济区域在天津、沈阳、上海等９个城市设立大区分行，以此减少地方行政干预。2003年，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增强了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预示着央行今后将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执行的独立性，使央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探索和不断创新，央行职能不断完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间接调控机制，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经济发展的变化时刻都在考验央行的调控艺术。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的雨雪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尤其是最近席卷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最为严峻的考验。为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央行多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继续对汶川地震灾区和农村金融机构执行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 注重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以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政策逐渐形成了"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的传导体系，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不过，跟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可能与发达国家的情形还存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传导性，就跟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整体改革一样，不仅仅只是央行一家的事情，还离不开成熟的资本市场、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信用、法律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 为什么我国不同地区之间金融行业的健康程度存在很大差别，与有些国土面积不大，小型开放性经济、内部流动性好的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不同？周小川认为这里面有与金融生态明显相关的因素。 2004年，周小川提出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概念。他表示，要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整体改革，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他还表示，金融生态这个概念并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几年前看到白钦先教授提出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受到了启发，也因此率先对金融生态的若干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在他系统地提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以后，引起我国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广泛重视。 2006年，周小川在参加中国金融论坛时，把他自己在金融生态方面研究的一点心得与大家交流了一下。他说，金融生态确实是我们在推进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金融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具体来说，第一是金融机构自身的改革。第二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其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全局与宏观层面的生态环境，包括政府、立法、司法环境等，尤其是《破产法》值得寄予厚望；二是地方层面上的生态环境。第三是监管要到位。第四是宏观的金融政策环境，比如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市场定价的灵活性等方面。 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把动物园的水族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鱼，就像我们金融生态系统中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自身必须健康，才能生存和自如地"游动"，所以其自身的改革是最重要的。而金融生态环境就像水族馆里的水草、浮游生物和氧气等一样，是海洋生物生存和茁壮成长的必备条件。另外，如同水族馆中各种生物构成的这个生态系统需要有适当的规则来维系，金融监管对于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也是不可缺少的。最后，宏观调控就好像是水的温度，不能太冷，冷了有些鱼会冻死；也不能太热，否则氧气会跑掉，生物就不能生存；还不能忽冷忽热。这些因素有机结合、共同作用，缺一不可。 由于喜欢研究思考问题，习惯使然，他常常把思考及一些想法付诸笔端。在工作之余，他挤出时间学习，写文章，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著作十余部。其中，《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度、1997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2008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周小川改革论集》(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之一)，收集了周小川不同时期撰写的几十篇论文，这些文章记录了他对当时改革方向的思考和阐述，对中央政策的解读，以及在政策探索中的理论交锋，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改革思想发展的轨迹。他几十年来对研究的热情以及对研究领域的选择也透出他对
